這些已經不反政府的遊民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他們現身說法，鼓勵其他遊民也像他們那樣爭取好的前途。一大批遊民，特別是生活在北京這樣皇權專製政治中心裏的遊民，不僅羨慕那些因為戰亂倚仗軍功爬到統治集團裏去的遊民，而且，認為隻有依靠統治階級才有光明前途。這與宋末元初以及明末清初的遊民們敢於冒險的風格是大不相同了。
像《永慶升平》這種由遊民知識分子創作、下層文人寫定、頗能反映上述心態的通俗小說，還能舉出一些，如《施公案》、《劉公案》、《三俠五義》、《小五義》等等。這些小說雖然沒有直接寫到天地會等秘密組織，但矛頭所向都是活躍於江湖之上的綠林豪強，表彰的都是那些背叛綠林、在“清官”的鞍前馬後拚死效力的所謂“俠義”。這些小說有個固定的模式，如魯迅所說：
這等小說，大概是敘俠義之士，除盜平叛的事情，而中間每以名臣大官，總領一切。
其中所敘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滸》中底人物，故其事實雖然來自《龍圖公案》，而源流則仍然出於《水滸》。不過《水滸》底人物在反抗政府；而這一類中底人物則幫助政府，這是作者的思想大不同處。
《中國小說曆史的變遷》
這些作品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施公案》，它不僅出世早，而且其所寫的“施公”——施仕綸就是鄭成功手下叛將施琅之子，最後收拾台灣的也是施琅，他因此得到清王朝的封爵。施仕綸是以“恩蔭”得官的。施為晉江人，《施公案》最早的刻本也出於福建，由此可見，施的故事最初還是在其鄉裏流行。先是江湖藝人講唱“施公”逸事，口耳相傳，最後由文人寫定。書中雖多為審案平反事，但貫穿全書的一個重要情節就是本為綠林豪強的黃天霸等人，反正之後，保護清官施仕綸，反過來鎮壓綠林中的同道。黃天霸甚至親自使用毒鏢打死了自己的結義兄弟武天虯，逼死另一個結義兄弟濮天雕，再逼死二位嫂子。更為可惡的是他對過去綠林兄弟公開聲言：
眾位若無義氣，以天虯為樣，一鏢一個，諒無處可跑！試試天霸的狠毒手。
這種殘害結義兄弟的做法是遊民最為忌諱的，更是被江湖唾棄的。天地會中特別禁止同門相殘，有犯禁者，處理非常之嚴。而此書公開宣揚背叛遊民道德，也就是背叛江湖道德的行為，這在江湖藝人創作的通俗文藝作品中是比較罕見的。不過，無論是通俗小說還是傳統戲曲，在敘述到黃天霸的故事時，對他的肯定是十分勉強的，作者內心也是有矛盾的。特別是京劇中有關黃天霸的折子戲，既突出其武功和年輕漂亮的一麵，也諷刺其背離江湖道德的一麵。雖然我們從總體上說，對黃天霸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清中葉以後城市遊民對清統治者的歸順，如果我們詳細分析這部小說，我認為《施公案》中把黃天霸作為中心人物來描寫，在肯定與歌頌他時仿佛又不那麼情願，而且，曆史上又沒有這個人物的存在，作者寫他是出於什麼動機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是不是有人藉此為施仕綸之父施琅等人背叛鄭成功的行為辯護？把這些賣友求榮分子，都說成是棄暗投明的“擇木之智”？
應該說辛亥革命是準備不夠充分的革命，革命力量也不夠強大。清末革命的領導者認為天地會是當時存在於國內的唯一強大的有組織的反清力量。他們深入這個組織，企圖改造它、利用它，並作為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黨人中的領袖人物如孫中山、黃興、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都參加過天地會或其分支組織。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研究天地會的曆史，有的革命黨人還把天地會傳說與曆史編纂成為通俗小說，以期更廣泛地流傳和更大地影響群眾。《海外扶餘》就是這樣一本小說。其作者為陳淵（1885-1907），字墨峰，浙江紹興人。他與革命誌士徐錫麟、秋瑾交好，曾同徐、秋等人策動武裝起義，後在安慶起義中犧牲。這部小說以寫鄭成功抗清事跡為主，書末寫到鄭成功多年征戰，開發台灣，籌劃收複大陸，積勞成疾，得了心痛病。病中夢見明朝的忠臣於謙來會，要他傳播革命的種子。於是，鄭成功與軍師陳永華秘密建立了三合會，又名天地會、三點會。二人私下動員文武官員入了會，然後一級一級地動員下去，直到全台灣的老百姓都成了會員而後止。後來陳永華更名陳近南，潛回大陸，在閩浙、兩廣、兩湖、兩江一帶發展天地會，建立起嚴密的地下組織。從此曆時二百餘年，會黨組織遍及九州，海外隻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會黨的存在，他們保留了民族主義的種子。這些都是根據天地會內部傳說寫成的，意在突出“反清複明”的宗旨，隻是《海外扶餘》在當時未能刊刻，因之，也就沒有什麼影響了。
總之，在清朝滅亡以前，會黨仍處於秘密活動階段，人們對會黨了解不多，即使秘密組織的成員在各地頻繁起事，引起社會震動，但一般百姓還是把他們視為嘯聚山林的綠林豪傑。因此，俠義小說中所寫的綠林（如《彭公案》中的竇爾敦）、江湖匪類，實際上多是秘密會社成員。俠義小說對這些人物的口誅筆伐，反映了城市中一些生活尚且安定的遊民對清統治階級的期待與幻想。這個時期正麵描寫秘密會社的通俗作品，與當時通俗小說的數量比較起來還是很少的，說明了搖搖欲墜的清政府餘威尚在，作者不能不對這個極敏感的題材有所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