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會黨地位的變化
會黨本來是秘密組織，一向被清統治者所嚴禁。而辛亥革命中會黨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因而受到革命黨人的肯定和廣大人民的支持，有些幫會的負責人成為一時一地的負責人。革命勝利之後，滿清皇帝遜位。在以反清為宗旨的天地會看來，革命已經完成，但是遊民反社會、反秩序的本性不僅沒有克服，而且大大加劇了。清政府的倒台，對秘密組織的強大壓力也隨之消失，這一股人數眾多、文化低下而又有組織的力量正像出於柙的“虎兕”，令人恐怖。革命黨人最初組織革命力量時，看到了會黨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有組織的力量，加以天地會主張“反清複明”；這樣，革命黨與會黨便在“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基礎上聯合了起來。革命黨人的最終目的是建立具有現代性質的“民主共和國”，實現他們從西方學來的政治理念；而遊民是社會的零餘者，他們的思想意識裏帶有強烈的盲目性和破壞性，如果說建國，那麼也是建立起“洪順天”，而且他們是皇權主義者，或者是像《阿Q正傳》中所說穿上“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複辟明朝。實際上，在迅速進步的世界上，天地會的理想早已過時，已經不能實現。於是，他們便熱衷於破壞，在破壞之中，或許還能撈到一些好處。辛亥革命勝利以後，麵臨著兩大問題，一是肅清清統治的餘孽；二是建設一個新中國。遊民對建設毫不關心，甚至反對建設。對辛亥革命前後湖南會黨情況十分熟悉的陳浴新說，當時會黨：
由於缺乏正確的思想指導，所以到了辛亥革命勝利以後，他們中間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歪路，逐漸蛻化變質。在長沙起義後的一個短時期內，進出都督府（焦達峰任內）的人，車水馬龍，熙熙攘攘，吃大鍋飯，要求安置，都督忙於應接，幾無暇治事。他們以為起義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沒想到如何鞏固革命成果和建設問題。衡陽以南各屬會黨更是風起雲湧，得意洋洋，認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們洪家的天下了。他們就這樣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機冒會黨之名，破壞社會秩序，為人詬病。
會黨的表現不是如作者所說的“蛻化變質”，遊民的本性就是如此。“流氓”、“痞棍”亦非“冒會黨之名”，而“會黨”之中，本來就多這類人物。像阿Q類的人，就是會黨的基本群眾（當然由於機遇不好，阿Q沒有能夠加入會黨）。阿Q對革命的理解，在《阿Q正傳》中寫得很清楚。他“革命”的目的就是三條，一搶東西，二搶人，三報仇殺人。阿Q是沒有能夠獲得革命的機會，如果有了機會，他一定會那樣去幹的。他在土穀祠睡不著覺時早都盤算好了，甚至把自己的需求的來源都選好了目標。由於會黨活動的公開化，遊民的各種不正當的謀生手段都表現了出來，而且，更加變本加厲。他們對於革命黨人的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最終目標根本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支持。因此，革命勝利以後，革命黨人與會黨分道揚鑣就是不可避免的。許多地區的政權組織在建立穩定之後，馬上公布取締會黨的文告。如江西省在十七省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第二天（1911年12月30日），就由都督出麵發布文告，解散會黨。文告中說：
現在漢族光複，響應者十有八省，凡我民軍，皆我同族。
因此，指示洪江會、三點會、哥老會應刻日一律解散。並將票布，自行銷毀，不得稍有私藏，否則甘為匪人，決不寬大。
《民立報》1911年12月13日。轉引自《中國秘密會社》當時有的會社還打出皇帝的旗號，反對共和製度，圖謀不軌；有的要求論功行賞，否則就要推翻民國；有的破壞社會秩序，欺壓和迫害百姓。他們的胡作非為馬上就失去了人民的好感，革命黨人取締他們盡管有自己的打算，但是這個行動還是符合廣大民眾意願的。
會黨活動的公開化以及他們在辛亥革命前後的種種表現，引起了廣大人民的關注，特別從民國初年到40年代末，三大幫會——哥老會、紅幫、青幫的畸形發展及其所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更為各界人士所矚目。在抗日戰爭中，除了國共兩大黨派是有組織的力量外，第三個最有組織的力量就是幫會。在抗日戰爭中一些幫會頭目做了漢奸，也有不少幫會站在了抗日力量一邊，做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這些都使幫會外的人們產生了了解幫會的願望。於是，在通俗小說之中出現了大量的以會黨為描寫對象的作品。
2．描寫會黨演變史的《青紅幫演義》
最早出現的以幫會為題材的作品，自然都是很直白的。也就是說，最初出現的多是以幫會本身曆史為題材的作品。我們上麵講過，秘密會社的產生、發展和奮鬥過程彌漫著多重迷霧，似明似暗，充滿了神秘感和藝術色彩，這本身就是一部引人人勝的小說。所以，在人們一接觸到幫會時，馬上便會被它的色彩斑斕的外觀吸引，那些會內的神話傳說和活動方式自然會構成通俗小說的題材。《青紅幫演義》是第一部以會黨史為題材的小說。
這部小說的作者是吳公雄。據作者《自序》說，此書的材料皆得之於公雄的朋友蘇際青。蘇某在清朝末年為團總，“所部士卒，皆在青紅幫，而蘇君為老頭子”。蘇某為作者詳述了“上自結幫原始，下迄革命成功”的全過程，作者據以成書。書中所寫多為天地會、青幫、紅幫的內部傳說，並非信史。但是，由於作者熟悉幫會生活，因此書中對於青紅幫的日常活動以及幫內活動分子和遊民的心態的描寫還是很真實、很生動的。從這部小說中，也可見當時人們對於幫會及幫會成員的矛盾態度。作者在《序》中說：
嗚呼！我著《青紅幫演義》我怒，怒我國政府無道，官吏昏庸，社會多不平事；我著《青紅幫演義》我喜，喜政府雖無道，官吏雖昏庸，社會上雖多不平事，而有血性之男兒，競能結合青紅幫，以抵抗政府與官吏；我著《青紅幫演義》我哀，哀青紅幫之分子，良莠不齊，不能成大事；我著《青紅幫演義》我樂，樂青紅幫中多奇偉之士，喑嗚叱吒，不可一世，其所作為，令人氣壯；我著《青紅幫演義》我懼，懼其黨徒，皆以殺人越貨為事，桀黠之徒，多倚幫中勢力，以欺壓良民，而良民不能安枕，社會不平，益以加甚；我著《青紅幫演義》我愛，愛其人俠義，愛其事恢奇，愛其血氣，愛其天真；我著《青紅幫演義》我欲，欲青紅幫中人，皆以不怕死之特性以對敵國，內以勤正當之職業，外以禦不同戴天之強暴，則所謂青紅幫者，不以青紅幫，修愛國男兒之名，行見洋溢乎世界。
當時國弱民貧，社會混亂，麵臨諸多問題。作者認為青紅幫中多奇人偉士，有著一般國人少有的優點，如有血性、不怕死、重然諾、行俠義，如果運用得當可以成為保國安民的中堅力量。這也是民初一些政治家經常談到的會黨的改造問題。他們看到會黨分子確實有著一般中國人（也就是老實的平民百姓）所缺少的素質，希望能夠通過改造，利用其所長，克服其所短，這樣便可以得到大批素質優秀的國民。他們不懂得遊民的缺點和優點是共生的，作為某個遊民有可能長處多於短處，他可能是血性男兒，有著俠義精神，而又無擾民行為；可是遊民作為一個階層就很難“揚長避短”，因為所謂長短都是由於他們的生活經曆和經濟地位決定的。他們不怕死的精神、有血性、對抗社會與反抗政府，也多表現在殺人越貨、欺壓良善等不法活動之中。作者告誡他們“內以勤正當之職業”，這是很可笑的。正是因為沒有正當之職業，他們才成為遊民，遊蕩已久，再要回到原來狀態中去，非得有強大的外力不可（如1949年後，政府用強製性的力量對無業遊民進行改造）。從這篇《序》中也可見幫會活動分子們所創造的“恢奇”的事跡和他們的勇敢精神，還是給混亂而沉悶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刺激與“活力”的。因此，人們愛聽幫會的故事，甚至從中受到鼓舞，這是十分可悲的。
如果從曆史角度來考察《青紅幫演義》（此書又稱《青紅幫史演義》），書中許許多多的重要情節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這裏我們可以舉一些情節為例。
第一，此書是從因科舉考試不公，從而翁瑞麟大鬧武科場開始寫起的，引出錢保、潘安。翁、錢、潘三人在羅祖（羅教創始人）啟示下揭黃榜，承包了使當局感到難辦的糧米北運的漕運工作，翁瑞麟等人為了使漕運得以順利地進行，便建立了有約束力的青幫。作者用此三人影射青幫的“後三祖”——翁岩、錢堅、潘清。這個情節如果揆之以青幫曆史，則有兩個重要的錯誤：一是先有漕運而後有青幫，青幫是在漕運基礎上建立的，而不是像小說所寫的，先有建幫意識，再承包漕運並在漕運工人中發展青幫；另外一個是年代的錯亂，漕運最早始於元代，明清一直有漕運，太平天國戰爭後才被淘汰。翁、錢、潘三人為陸逵弟子，他們在清雍正間承包漕運。可是書中說他們在乾隆間承包漕運。另外，羅祖名羅清，曆史上確有其人，生活在明中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