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混淆了紅幫與洪門。洪門是天地會的別名，而紅幫是後起的哥老會的支派。哥老會活躍於清中葉以後，是由邊錢會發展起來的，兩者不是一回事。紅幫的章程法度一本哥老會，組織結構也不同於洪門。清代朝廷檔案裏記錄了一百餘個幫會，唯獨沒有紅幫，這說明它出現得很晚，隻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才流行開來。光緒末年活躍在長江中上遊四川、雲貴、兩湖一帶的哥老會開始向下遊發展，在江蘇省北部出現了由盛春山主持的春保山紅幫，盛死後由徐保山主持，此為紅幫之始。
第三，作者還根據青紅幫的內部傳說，認為紅幫出於青幫，為林鈞所創。言太平天國事起，漕運斷絕，漕運中的青幫分子沒有生活之路，大多數以販私鹽為生。隻有林鈞帶了七十二隻運糧船和一部分青幫分子投奔曾國藩，後來兵敗懼誅，遂領了十八個弟兄逃跑，在雙龍山上建立了紅幫，以加強弟兄之間的凝聚力。這個傳說也與曆史的真相相去甚遠。
其他如大鬧演武場，羅祖的呼風喚雨，以及皇帝的出榜招賢和懷才不遇的翁瑞麟撕皇榜等情節，皆為虛構，這是純粹的小說家言，完全沒有曆史的依據。
從文學角度來看，此書對於青紅幫分子的遊民心態和生活描寫得十分真實和生動。遊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出路，說白了也就是衣食之源，它的位置遠遠地超過了他們所尊崇的一切原則。洪門結會以“反清複明”為宗旨，在其成立以後的二三百年中，不斷地宣傳這些，因此，它已經為活躍於江湖上的人們所共知。青幫自認為它源於洪門，可是卻在為清朝運糧，為朝廷的穩定賣力，這與反清宗旨大悖。書中張嶽就以此責備潘安、錢保等人“隻圖富貴，違背舊盟，不顧大義”，而他們卻不以為然。錢保冷笑了一聲，反駁道：
鴻鵠之誌，豈燕雀所能知哉？將軍據守綠林，稱雄一世，大義固應如此，誰敢道個不字。但是一無發展，也奈何清朝不得。究竟有什麼實益？何如借了運糧之名，往來南北，集合四方豪傑之士，結一個大幫，名為替皇家出力，實在為吾黨複仇。等到羽翼已成，一飛衝天，清朝糧米都在我們掌握之中，不消調兵遣將，已足把滿清韃子活活的餓死。
這種“曲線滅清論”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何等的行有實效！可惜這隻是體現在辯者伶牙俐齒的狡辯之詞上，何曾見他們如此幹過！後來他們的行為更證明了其言詞的虛偽。青幫第一代大弟子陳園率領所部一百二十艘糧船駛出了運河，來到湖南澧陵起事反清，最初他認為自己義旗一舉，同幫弟兄必然是群起而響應。“誰知各處幫魁，大都坐觀成敗，杳無回音”。為此，陳園感慨地說：
我們結幫宗旨，本來是要剪滅韃子，恢複明朝，所以我們敢到此舉事，更希望運河一帶也即響應。
不料適得其反。後來經過千辛萬苦僥幸逃出清軍的包圍，陳園得以見到他的師傅潘安。潘安不僅沒有慰勉他，反而痛罵了他一頓，並把他逐出幫門。可見，“反清”對於青幫隻不過是一個促使內部團結的口號，對遊民來說，口號、原則都是不重要的，它們也當不了飯吃，重要的是實際利益。一旦有官可做，有飯可吃，早把那些原則、口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陳園的認真，隻能說明他“迂”，他還沒有了解本幫的實質，因此也該被逐出幫門。
書中還寫道，太平天國起義後漕運斷絕，青幫並沒有走上反清的道路，而是冒險去販賣私鹽。這也是一種“準強盜”行為。對此，林鈞想道，天下大亂，“正是大丈夫建功立業之秋，怎地情願投身草莽（按：指販私鹽），做強盜的勾當”。於是他便投靠了曾國藩，以期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立了大功，博個封妻蔭子”。可見在人生路途的抉擇之際，遊民們首先考慮的是生活的出路，而不是他們在口頭上標榜的某些原則。
“義氣”也是遊民們經常自我標榜和自我炫耀的口頭禪。近代通俗武俠小說把它寫得帶有超世脫俗的色彩，而此書卻再現了它本來的世俗品質，突出描寫了“義氣”的幫派性質。這是更符合現實生活本身的。遊民們經常說的，並帶有理想色彩的“聚義”，隻是擴大自己的幫派勢力的一種形式。春保山剛建立不久，“寨主”盛春山命令孫琪“下山立功，招集四方英雄，同聚大義”。當孫琪看到浙江紅幫終南山日漸強大時，便派出自己的親信張龍、趙虎打人終南山，以刺探情報。每個山頭都以“義氣”相標榜，暗中又都嫉妒其他山頭的發展壯大，而且都在處心積慮地設法打擊對方。他們采取種種卑劣殘忍的手段謀害其他山頭的頭領。陳保山在執掌春保山時用陷害、暗殺等手段對付同夥，結果鬧得眾叛親離，枕席不安，最後是被清政府收買。總之，遊民奉行的往往是“有奶便是娘”的政策，不管有多麼好聽的言詞。陳保山降清的目的就是：
身為春保山的正龍頭，內外都有謀我的人，實在不可安居，還是降了清朝，借了官兵的威力，抄殺異黨，也可出得我一口怨氣。
這是幫派性發展到最終的結局，也揭示出通俗文學作家們常常喜歡標榜具有超越性品格的“義氣”，實際上是很難體現在現實遊民身上的。
《青紅幫演義》中所寫的幫會活動大多是很醜陋的。他們自命為“英雄好漢”並以幹事業相激勵，以“替天行道”向外宣傳，可是他們於的“事業”隻有兩類：
一種是殺人放火，搶劫販鹽，他們叫做武差事；一種是開場聚賭，強凶霸道，他們叫文差事。
《青紅幫演義》的作者雖然沒有意識到這有多醜陋，但是他把這些客觀地反映了出來，給後世的人們以教育。書中還大量描寫了幫會中“黑吃黑”的故事，揭開了青紅幫的黑幕。因此，這部書的敘事骨架雖然是以青紅幫內的傳說為依據，而具體情節的描述還是從生活出發的。
3．會黨小說作家姚民哀
專門寫作會黨小說並以會黨作家自命的是1920年代的舊式小說家姚民哀。姚民哀（1894-1938），字肖堯，號蘭庵，江蘇常熟人。他本姓朱，因出嗣姚家，故更姓姚。生父朱寄庵能詩善畫，著述甚富，但不喜舉子業，忤其父誌，遂挾琵琶浪遊四方，以彈唱為業。民哀自9歲即隨其生父遊，亦以彈唱為業。辛亥革命後加入過激組織中國少年社，秘密北上，欲喑殺權貴以促進全國統一。他在《江湖豪俠傳》的《自序》裏敘述其經曆說：
我年九歲，即隨先君子旅食離鄉，往返江浙鄉壤間。時巢湖客民，出沒於太湖流域，所至以聚賭、販鹽為事，聲勢甚強。嚐出於此輩秘窖中，對於個中之特殊術語及風俗，是時已習見熟聞。因見彼輩之見義勇為，同黨相共患難，誌堅金石，心竊慕焉。故餘少長，亦投身其中，並加盟陶煥章先生之光複會，陳其美先生之中華革命黨為會員。
可見青少年時代的流浪生活給他的創作留下很深的印跡。他羨慕會黨生活，也熟悉會黨生活，因此他寫了大量以會黨生活和活動為題材的小說，如《江湖豪俠傳》、《四海群龍記》、《箬帽山莊》、《山東響馬傳》、《龍駒走血記》、《太湖大盜》、《商婦琵琶記》、《鹽梟殘殺記》、《秘密江湖》、《周四先生》等。他還寫了許多關於會黨的秘聞，散見於二三十年代的報刊之中。由於當時人們對於會黨問題的關注，才有像姚民哀這樣專門寫會黨生活的作家的出現。姚民哀也特別關心有關會黨的資料，他在《箬帽山莊》的《開場的重要報告》中說：
近幾年來，在下因為要搜集秘密黨會珍密的材料，所以不惜耗費精神和金錢，隨時在江湖上跟此中人物交結，留心探訪各黨秘史軼聞，摸明白裏頭的真正門檻，才敢拿來形之筆墨，以供同好談資。冤枉銅錢，固丟去不少，但是被我探訪得確實的秘黨曆史以及過去、現在的人物的大略狀況，也著實不少。從這段敘述中，我們可見他在研究會黨方麵所下的功夫，這是由其獨特的經曆和愛好決定的，也是其他作家（包括一些武俠小說作家）所沒有達到的境界。因此，他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作野史讀。
姚氏小說寫到幫會內幕、江湖秘聞乃至黑道暗語、調侃切口都是如數家珍，十分熟悉。但是有時沉溺於此而不返，脫離了小說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刻劃，滔滔不絕地縷述會黨生活中的奇人奇事，把小說寫成江湖秘聞記。作為證史固然有用，作為文學則缺少審美的感染力。作者雖然參加過革命的文學團體南社，也參加了辛亥革命；但由於沒有受過新式教育，其思想仍屬於舊式文人範疇，頭腦中缺少進步觀念，因而，在其寫到會黨生活時缺乏正確的審美判斷。從理性上說，姚民哀認為幫會是推翻滿清王朝的中堅力量，他們的活動許多與排滿有關；但在感性上，他看到的幫會所幹的多是違法亂紀、敗壞國計民生的行為。姚氏既不能按照其所感受到的生活去寫，又不能根據自己的理性認識加以演繹。因此，他的小說充滿了矛盾。作者在表彰會黨時其內容總嫌抽象，而寫到幫會的黑暗麵卻十分生動真實。下麵我以姚氏影響最大的《四海群龍記》為例作些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