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由一名青衣小童從那神案前短梯上去，把蠟蕊剪了剪，另一名取來一束粵東的旃檀香，這束香有二尺多高，每束有茶杯粗，香上下全用紅絲束著。在神壇左右丈餘外架著鍾鼓，兩名青衣童子司鍾司鼓。這麼偌大的一座天鳳堂雖有百餘人，鴉雀無聲，一片莊嚴肅穆之氣。
在這靜悄悄的氣氛中，鍾鳴鼓響，左邊的鍾連響了九聲，右邊的鼓連敲過三通；這時由那司香的童子把那束旃檀香燃起，容到香火著起來，才送到龍頭幫主手中。
天南逸叟武維揚，把這束檀香接過來，在手中撚了撚，立即煙火熊熊，香氣全部散開，令人如入莊嚴的道場。武維揚舉著香也從這神案前短梯上去，把這束香往爐中一插，兩邊鍾鳴鼓響。武維揚退到紅緞墊上，肅然向祖師的神位行參拜大禮，叩拜完，往旁一閃身。
《鷹爪王》第五十九回
雖然有的情節也寫得十分瑣細，如竹杖、木架、令旗、竹簡、旃檀香等，但決非姚民哀式的“實錄”。姚氏是為了介紹幫會知識，為幫會保留史料；鄭氏是為了渲染幫會的奇趣，所以對所寫的具體事物都是有選擇的。從上麵所引述的文字可見，鄭氏所寫的事物都是容易引起莊嚴肅穆聯想的。通過這些描寫挑動讀者的好奇心，把讀者帶到幫會活動的氛圍中去。
2．新武俠小說中的幫會
新武俠小說是指自五六十年代興起於香港、台灣以及海外，80年代蔓延於中國大陸的以武俠為題材的通俗小說。這些小說的作者的政治背景、世界觀、思想意識有很大差別，但是他們都是現代知識分子，許多作者還受到西洋文學與文化的深刻影響（如金庸、古龍）。他們的眼光、見識是根本不同於舊式文人的。因此，新武俠小說中對幫會的描寫也呈現出與舊武俠小說迥然不同的特點。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陸已經取締了幫會，作為秘密組織的幫會已經不複存在。而且，由於舊武俠小說的影響，大陸的讀者對幫會的認識已有了固定的模式，新武俠小說中多姿多彩的幫會形象，在改革開放前很難為大陸讀者所接受。香港、台灣雖有幫會存在，但其威勢遠不能與大陸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青紅幫相比。特別是青紅幫在政治上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和社會影響，更是現代的海外幫會所不敢想象的。這時海外幫會隻是作為黑社會存在，幹的也是一些見不得天日的勾當。因此，新武俠小說作者在描寫幫會時沒有了三四十年代舊武俠小說作者描寫幫會時的那種矛盾心態，但是也缺少了現實直感，所以許多新派作者筆下的幫會常常流於簡單化、空殼化，甚至有些新武俠小說中的幫會隻是作者頭腦中幻想的產物。溫瑞安武俠小說《神州奇俠係列》中的幫會就是違背曆史真實的，因為作者愛好拉幫結派，熱衷於組織富於凝聚力的小團體，而屢屢失敗，甚至為此遭到官方的通緝。他不懂得，發展到現今社會，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從中世紀的依附關係發展成契約關係，以人身依附為主的幫會很難得到多數人的認同。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存在的東西，溫瑞安便把它移植到他的武俠小說之中。小說中的幫會也隻是表麵上熱鬧好看，沒有絲毫的曆史感。當然一些有豐富的曆史知識和高深的文化素養的作者不在此例，盡管他們也寫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但是卻能從社會發展的態勢、文化發展的趨向和人性的複雜性上，為筆下幫會的可能存在鋪寫出曆史背景。因而使幫會的出現具有合理性。
新武俠小說與舊武俠小說一樣，都是文學作品商業化的產物。為了擴大銷路，增大讀者的覆蓋麵，武俠小說作者必然注重刺激讀者的好奇心，光怪陸離的人物、神秘離奇的情節，共同組成了荒誕詭異引人人勝的故事，使讀者欲罷不能，從而“上癮”。在處理幫會故事時更是如此。
幫會本來就是異於顯性社會中人們的常規生活的，作者在描寫它們時著力於奇上加奇，突出怪異性，特別是在處理否定形象——邪派或邪教人物時更是如此。許多邪教和邪派的領袖人物都有一種控製本幫本派徒眾的手段。例如幫派頭子往往讓徒眾或會眾服用一種有毒和令服用者產生依賴性的藥物，解藥掌握在教主或幫派頭子的手裏，這樣就使會眾或徒眾成為馴服工具，不敢越雷池一步。邪派所使用的武器、暗器，所擅長的功法也往往是集“怪、奇、毒、狠”之大成。這種寫法如有寓意尚還可取，如果隻是為了刺激讀者的好奇心而追求怪異荒誕，就是等而下之了。
新武俠小說的數量極大、作者極多，而且，仍在不斷地增加。本書隻就金庸作品分析一下金庸武俠小說中所寫幫會的特點。
金庸是學國際法的，受歐美文化影響很深，除了創作武俠小說外，還寫了許多電影劇本，撰寫了大量的政治評論和社會評論，可見他的知識是很廣泛的。金庸的武俠小說寫於20世紀50至70年代，共創作了15部作品，除了三個短篇外，其他都是長篇和超長篇。金庸自70年代初宣布“封刀不寫”，至今尚未開戒，我們可以為他的武俠小說作定論了。評論家們認為在新武俠小說創作中，金庸取得了最高成就，人們戲稱為“武林至尊”。金庸的長篇作品中大多涉及到秘密會社，包括會黨和秘密宗教。為什麼在他的作品中如此重視引入秘密會社題材呢？是不是像其他武俠小說作家一樣，看重秘密會社的傳奇性，從而把它引入武俠小說以招徠讀者呢？當然，武俠小說是很重視可讀性的，描寫和創造秘密會社的迥異於常理、常情的故事是可以吸引一大批讀者的，但是金庸的目的不單純在此。我們知道，金庸的武俠小說具有濃鬱的政治色彩，不僅那些曆史背景鮮明的作品，就是曆史背景不太鮮明，似乎是以純粹江湖生活為題材的《笑傲江湖》，也是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的。金庸把政治內涵寫得有聲有色，並在武俠小說中樹立一支足以與朝廷官府抗衡的民間政治力量。在皇權專製社會中，統治者不給下層社會的人們一點自由的空間，專製製度決定了統治者可以任意支配人民。人民從物質上到精神上都被剝奪了反抗的能力，而遊民在精神上是富於反抗精神的，遊民組織——秘密會社是皇權專製社會裏極其稀有的有組織的對抗政府的力量。秘密會社在皇權專製社會末期已經成為與顯性社會相對立的隱性社會。它是不可忽視的一支政治力量，金庸是從政治鬥爭角度把它寫入武俠小說的。金氏作品中涉及的曆史背景，年代最早的是宋金之間的《射雕英雄傳》，其中寫到丐幫。丐幫雖是乞丐所組成，但是他們頗明大義，堅持民族主義立場，反對民族投降，這在其幫主黃蓉的身上有極鮮明的表現。金庸的小說大部分都涉及到了幫會，而且，大多是從政治角度來考察和描寫他們的。這是金庸小說敘及幫會時的第一個特點。
古代的遊俠列傳和以武俠為題材的小說，都是寫個別俠客在社會上抱打不平，扶危濟困，行俠仗義，孤軍奮戰。他們都是孤獨的英雄，郭解、劇孟雖然朋友遍天下，但是行俠仗義時都是個人的行為。梁山泊的英雄們組成了武裝集團，所反抗的也多是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後來還受了招安，去攻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舊武俠小說中的正麵意義的“俠”，大多不參與秘密會社的組織和行動。結成秘密組織的幫派被作者稱為“綠林豪強”，或稱為“幫匪”，他們是“大俠”們征討殺伐的對象。“大俠”們的組織是通過師承關係出現的，他們組成的幫派或者團夥，叫作某某派。如《鷹爪王》中的大俠王道隆是“淮陽派”的掌門人，慈雲庵主是“西嶽派”的掌門人。這些“派”都光明正大地存在著，屬於顯性社會的一部分。它之所以能夠為主流社會所允許，一來是因為這些“派”都帶有一定的地域性質和宗法性質，規模狹小，不會對統治階級構成威脅力量。二來它們不僅不反對朝廷、官府，反而協助朝廷、官府去鎮壓和剿滅秘密會社，充當朝廷的鷹犬，因此它們——武林幫派取得了合法存在的權利。至於新武俠小說的作者大多具有反皇權專製和極權專製的思想意識，他們在自己作品中盛讚的俠客都具有反抗專製、反抗壓迫的品格。新武俠小說中夠得上俠客資格的多是為民除害的英雄，為民族解放而不懈努力的鬥士。對於朝廷官府的鷹犬，新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是持否定態度的，而且往往對他們加以打擊。俠客們對抗的最強大的目標乃是擁有軍隊、官吏、法庭、監獄等鎮壓機器的統治集團，也就是說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單槍匹馬的獨行俠無論如何是不能與之抗衡的（除非是無限度誇大俠客的武功或神力）。一些靠師傅徒弟、師兄師弟組成的小集團，或占據了某個山頭、湖河港汊的武裝團體，是無法與國家力量挑戰的。為了塑造能與朝廷官府旗鼓相當的群體形象，新武俠小說的作者們是把秘密會社視為與朝廷抗衡力量的。
金庸在1950年代寫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就專力描寫了一個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秘密會社——紅花會。它擁有一股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有第一流武功的俠客，其總舵主陳家洛還具有高貴的出身（大學士陳世倌之子，與乾隆皇帝是兄弟），風流儒雅的氣質，多才多藝的品格。這些與清統治集團乃至最高統治者相比都占著上風。第七回“琴音朗朗聞落雁，劍氣沉沉作龍吟”，第八回“千軍嶽峙聞千頃，萬馬潮洶動萬乘”，以酣暢淋漓的筆墨寫出了這一點。當微服私訪的乾隆皇帝在大批的禦林軍簇擁下公開自己的身份的時候，人們的反應並不強烈，沒有形成萬眾歡呼的場景。總兵李可秀十分不忿，便向紅花會的群雄大叫：“喂！大膽的東西，見了皇上還不磕頭？”可是，此時紅花會的頭領是如此表現的：
徐天宏手一揮，馬善均、馬大挺父子取出火炮流星，嗤嗤數聲，射入天空，如數道慧星橫過湖麵，落入水中。驀地裏四下喊聲大起。樹蔭下、屋角邊、橋洞底、山石旁，到處鑽出人來，一個個頭插紅花手執兵刃。徐天宏高聲叫道： “兄弟們，紅花會總舵主到了，大家快來參見。”紅花會會眾歡聲雷動，紛紛擁了進來。
禦林軍各營軍士箭在弦、刀出鞘，攔著不許人過來。雙方對峙，僵住不動。李可秀又吹起胡笳，隻聽得蹄聲雜遝，人喧馬嘶，駐防杭州的旗營和綠營兵丁跟著趕到。李可秀騎上了馬，指揮兵馬，將紅花會群豪團團圍住，隻待乾隆下令，便動手捉拿。
陳家洛不動聲色，緩步走到一名禦林軍軍士身邊，伸手去接他握在手裏的馬韁。那軍士為他目光所懾，不由自主地交上馬韁。陳家洛一躍上馬，從懷裏取出一朵紅花，佩在襟上。這朵紅花有大海碗大小，以金絲和紅絨繞成，花旁襯以綠葉，鑲以寶石，火把照耀下燦爛生光。那是紅花會總舵主的標誌，就如軍隊中的帥字旗一般。紅花會會眾登時呼聲雷動，俯身致敬。
旗營乖綠營兵丁本來排得整整齊齊，忽然大批兵丁從隊伍中蜂擁而出，統兵官佐大聲吆喝，竟自約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陳家洛麵前，雙手交叉胸前，俯身，彎腰，施行紅花會中拜見總首領的大禮。陳家洛舉手還禮，此去彼來，好一陣才完。原來紅花會在江南勢力大張，旗營和綠營兵丁有很多被引入會，漢軍旗和綠營中的漢人兵卒尤多。
這個情節的構思很顯然受到清末左宗棠統軍西北時，其部下的哥老會會眾迎接和參拜大龍頭而不聽左宗棠指揮調遣故事的啟發。然而哥老會那位大龍頭對抗的僅僅是一個清兵將領，陳家洛所麵對的是整個皇權，沒有龐大的、有組織的力量作為後盾，僅憑個人或幾個人的才能、智力、勇武，是不可能形成與帝王、朝廷勢均力敵的力量的。而且發生在清末左宗棠時代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清朝的全盛時期。《書劍恩仇錄》中的乾隆是被作為無道之君來塑造的，盡管他有足夠的才智、聰明、學問，但是缺少為儒者所認同的“道”。作者通過描寫乾隆這樣多才多藝而又殘酷無情的皇帝，來鞭撻皇權專製製度。而紅花會則是人間正氣的代表，他們以群體的力量與社會的主流勢力相對抗。這種把主流社會與反主流社會（也可以說是顯性社會與隱性社會）一分為二，並簡單地定格為正邪的故事，在其他新武俠小說中也是常見的。從這一點上來看，新、舊武俠小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隻不過所肯定與否定的人和事正好相反罷了。
金庸的“封刀之作”《鹿鼎記》則為讀者展示了另外一種情況。此書中的康熙皇帝是作為英明、謹慎的聖君來塑造的。他不僅知人善任，而且，有自知之明；他不僅痛恨“逢君之惡”的佞臣，而且，關懷百姓，愛惜民力；甚至同意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對君權和專製主義的抨擊，讚成他所說的：
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這種見識不僅超越了唐宗宋祖，而且，“德邁”三皇五帝了。從皇權專製社會裏的聖人為帝王定的最高尺度來看，他也是合格的。這樣的人做皇帝就是孔孟再生，也挑不出毛病來，從皇權專製觀點評論，他做皇帝是合理的。但是作者又在書中塑造了反抗清王朝統治的天地會的群體形象，他們的反抗同樣具有合理性。天地會作為一個有嚴格紀律的地下組織，會眾遍及全國。第八回寫天地會前後五房香主聚會，十房香主分別掌管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雲南、江蘇、直隸、山東、北京、貴州、湖北、四川、河南、浙江的數十萬會眾，可以想見這個秘密組織的強大。這就暗示了天地會是受到廣大民眾擁護的秘密組織。第三十三回寫韋小寶率領的送親隊伍離開雲南到貴州、廣西，一路上分別受到所在省份天地會組織的保護的情況，使讀者感到除了個別的省份外，中國簡直成了天地會的天下。隱性社會被寫成強大到完全可以與主流社會相抗衡的地步（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這樣，它就去奪取政權，轉為地上了）。書中還以許多篇幅描寫天地會會眾的英雄氣概，他們為了反對民族壓迫和洗雪民族之恥辱，前仆後繼，不怕犧牲，成為民族的脊梁。由此可知，作者並未因為上有有道明君的君臨天下，就否定了民眾反抗朝廷的正義性。這種模式在俠義小說和舊武俠小說之中是沒有的。那種小說在寫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鬥爭時，往往隻能肯定一方，如果政治黑暗，君昏臣濫，則反抗者為“替天行道”；如果天下有道，君聖臣賢，則反抗者必為亂臣賊子。《鹿鼎記》打破了這種簡單的模式，表現了生活的複雜性，並且指出不管君王如何“聖明”，但他們畢竟不是人民選出的代表，人民也無權罷免他們，因此下層社會的人民仍然有權力組織自己的力量與他形成對抗。《鹿鼎記》在許多方麵都具有反傳統品格，使讀者很難深入分辨其真正的內涵。
第二，金庸筆下的幫會被理想化了，他寫幫會的目的似乎不在於反映幫會存在這一現實，而是用以寄托自己的願望和理想。作者不願意讓他的讀者看到皇權專製統治君主一統天下、“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躊躇滿誌、人莫予毒的情景，因此，他才要寫一支足可與之抗衡的力量（不管這支力量是否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要攪擾得最高統治者“睡不安席，食不甘味”。金庸筆下的幫會很少有寫實性，大多帶著濃鬱的理想色彩。這是與姚民哀、鄭證因等人的根本不同之處。
幫會作為遊民群體的秘密組織，自然有它的弱點和醜惡之處，例如追逐眼前利益、野蠻殘忍、眼光狹小、易起內訌、對人對事不擇手段等等。對於這些，金庸往往略去不寫，專門褒美其長，把他們塑造成為了民眾、民族而奮鬥的英雄群體，代表了下層社會人民的希望。在金庸心目中，沉淪於社會底層的幫會是組織完善、有明確政治目標、有為之獻身的傑出領袖與廣大會眾的團體。《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鹿鼎記》中的天地會，都是以反清複明、恢複漢人政權為宗旨的政治組織。特別是其領袖人物還行俠仗義，抱打不平，解民倒懸，做了無數於民於國有利的事。在為了實現政治目標上，他們不屈不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作為俠客，他們也是先人後己的。實際上活躍於清代的遊民組織很少具有此種品格，它們還是把牟取個人或幫派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組織紀律上，雖然各種秘密會社都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但是執行起來非常難，遊民的散漫性決定了這一點。天地會按說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它的分支機構遍及江南各省，但是很難形成統一的力量，從而策劃成遍及全國的武裝起義，直到清末，仍然如此。
鹹豐以後，天地會、哥老會遍及東南、西南各省，山頭林立，堂口遍地，但是都是各幹各的，其間很少聯絡。鹹豐間兩廣發生了多次武裝起義，有的甚至建立了政權。例如鹹豐初由天地會領袖朱洪英、胡有祿建立的升平天國，轉戰於湘、桂、粵之間，取得了許多戰果，終因缺少接應而失敗。鹹豐四年（1854）陳開在廣東佛山率眾豎旗起義，建號“大寧”，轉戰於兩廣之間，鹹豐五年陳開打入廣西，占領潯州，建立國號“大成”。鹹豐四年，廣東開建人陳金剛圍攻三水，與林大年所率義軍彙合後合力攻陷清遠，隨之而建立“大洪王國”，其勢力也蔓延到兩廣。這麼多股反清的武裝力量，距離相距又不遠，但是他們之間也不見有什麼聯係，坐待敵人各個擊破。此時清室已衰，太平天國也正處於鼎盛時期，也是各種反清力量最活躍時期。在這個時候，以遊民為主的秘密團體尚且隻顧小幫派的利益、缺少合作意識；那麼在統治特別嚴密的清中葉，更不易出現統一的、紀律嚴明的秘密組織。金庸筆下的紅花會、天地會則是分舵遍及全中國的、又有著統一號令的秘密組織。而且，其成員的俠義意識、利他意識特別強烈，全無遊民的擾民、殘民、自逞的心態。這是根本不存在的。曆來戰亂之中，最倒黴的乃是老百姓。不擾民、不殘民，以救民於水火自任的“農民起義”，隻是文人或現代知識分子的幻想。魯迅說過多次，“流寇”、“流官”都是會令老百姓心生畏懼的，因為官軍來“剿匪”，要把老百姓當“匪”來屠殺；“流寇”反擊官軍，也會把老百姓作為“官”來殺戮。“簞食壺漿，以犒王師”也許隻是勝利者所編造的神話。而金庸在寫紅花會攻打提督府要用火攻之時，還考慮到對周圍群眾的影響，武諸葛徐天宏對杭州分舵主馬善啕說：“馬大哥，你派人把興隆炮杖店的老板夥計全都請來，不必跟他們說什麼原因。事完之後，加倍補還他店的損失。”這種對於周圍群眾的關切，如果發生在現代是不奇怪的，因為戰爭中考慮到與交戰者無關人們的安全問題是近代文明發展的標誌。古代、特別是專製時代，人們的思力尚不及此。《水滸傳》中寫李逵在江州劫法場時，掄起板斧“排頭砍去”，絲毫不考慮其中大多是與官府無關的百姓。這與徐天宏的做法是有天壤之別的。哪一個更真實一些呢？顯然，《水滸傳》是真實的。金庸的寫法不免有太理想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