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寫幫會生活時，還有一個其經費來源問題，姚民哀、鄭證因都不回避這個問題。在他們的小說中，細致地描寫幫會或門派的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他們有的作品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他們寫“俠”、寫“義”往往與生計密切相關。金庸小說多以政治為主題，他關注所寫人物及群體的大是大非，經濟問題似乎被忽略了。遊民組織的經費問題是最被人們詬病的。天地會、哥老會都有“糧台”一職，負責“糧台”者，平時集聚“香儀”（會費），用以招待外碼頭的過客，以及宴集拉場之用。但是遊民本多窮困、生活無著，他們交納的“香儀”必定是有限的，經費不足時就不免要采取非法手段，如聚賭行騙，搶劫勒捐等等。即他們常說的“文差事”、“武差事”。金庸筆下的幫會活動頻繁、組織龐大又遠非現實社會中的幫會所能比。小說中的紅花會、天地會都是全國性的組織，會眾都在數十萬以上。紅花會以陳家洛為首的十四位香主從安西到江南，又從江南到新疆，從新疆到福建，從福建到北京，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的東西南北，還常常派人到處打探消息。這些需要多少費用？陳家洛過的又是貴公子的生活，手麵非常闊綽。《鹿鼎記》中的十堂主在北京、長沙的聚會，在河間召開“殺龜大會”，其總舵主陳近南也是天南地北地到處奔走活動，這些都是需要大批經費的。如果按照寫實主義原則去寫，必然要觸及到他們經費的不正當來源問題，而且，這往往也是幫會中特別富於傳奇色彩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舍去這些極可能吸引讀者的情節，其目的就是為了保持筆下幫會的純潔性，使之符合作者的理想，不願意讓經費（金錢）玷汙自己塑造的與皇權專製製度相對抗的團體。
金庸不僅在情節構思上盡量避免描寫幫會的弱點與醜惡之處；而且，在處理幫會領袖人物時，很少用匪氣十足的江湖黑話、幫會切口，避免玷汙幫會的群體形象。《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舵主、香主們很少講黑話，總舵主陳家洛更是如此。他儒雅風流，是位才子加學者類型的人物。而那些統治階級的鷹犬，如鏢客、捕快，卻滿口黑話、粗話、髒話，匪氣十足（如鏢師童兆如、捕快吳國強、馮輝等人皆如此）。《鹿鼎記》中天地會的領袖人物也很少講會內流傳的隱語，隻是寫到他們之間接頭辦事時，才偶一用之。即使這時，作者也極細心地挑選了一些較為雅訓的搬入小說。如“五人分開一首詩”、“三點暗藏革命宗”等。至於那些讀起來油腔滑調（如前麵所引的《稟進詞》），使人一聽就感到非常可笑的的隱語、聯絡詞皆在摒除之列，那些類似演戲一樣的幫會活動也為作者所不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敢於對抗朝廷的幫會更富於理想的光輝。
第三，金庸筆下的幫會更富於文人士大夫色彩。上麵我們說到，金庸在描寫幫會時不是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麵貌，而是賦予它很多理想色彩。談到曆史題材的文學形象的理想化，中國大陸讀者馬上就會想到近十多年來，一些曆史小說把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現代化，有些作者有意無意地把古代農民起義的領導集團寫得比近世革命團體還要先進。金庸的武俠小說並非如此，他雖然把幫會理想化，但並未脫離其所處的時代特點。作者並未用現代思想去改造幫會，隻是盡力抹去它的遊民性質，另外塗上一層文人士大夫色彩。
前麵分析天地會的“反清複明”口號時，指出它是該會剛成立時的旗幟。那時天地會的領導人有許多是強烈反滿的文人士大夫和遊民知識分子。隨著滿清統治的逐漸穩固和遊民在天地會中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反清複明”這個純政治的口號沒有考慮到遊民的實際需要，它不僅不能吸引廣大會眾，甚至也不能激起天地會各層領導者的興趣。於是“反清複明”的口號逐漸變成了天地會反秩序與反現政權行為發展之結果，而不是它的建會的宗旨與初衷了。金庸筆下的幫會都是嚴守民族界限的，堅決反對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主張實行以漢族為中心的一統主義。
這與曆代一些“農民起義”擁護“好皇帝”反對“壞皇帝”是大不相同的。這些幫會最看重的是皇帝的種族與血統。《書劍恩仇錄》中乾隆皇帝明明是“內多欲、外施仁義”的偽君子。他對人民的盤剝壓榨、對一些少數民族的血腥鎮壓，再加上奢侈糜費、荒淫好色、心毒手狠、反複無常等品格，都足以排入“壞皇帝”之列，可是因為他是大學士陳世倌所生、被視為是漢人血統，所以紅花會還是想通過他把滿人趕出關外、建立陳姓王朝，由他來做“仁孝英明的開國之主”。康熙皇帝的能力品格是勝過明朝所有皇帝的，但是以“順天行道，恢複明朝，報仇雪恥”為宗旨的天地會仍然認為，“滿漢之分，那是頭等大事”，非得把他推翻不可。這種想法既非農民的，更非遊民的，而是繼承了儒學傳統的士大夫意識，春秋大義就是主張“內諸夏而外狄夷”的。孔子也感慨地說：
狄夷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語·八佾》
最使儒者們痛心的是“以夷變夏”，使生民“披發左衽”，而清代恰恰是這樣的時代。這個變革給文人士大夫內心造成的創痛形成了一個情結，直到清代末年也沒有完全消失。清末民初章太炎所穿的自己設計的奇怪的衣服和所留的發式，就反映這一點。因此，盡管清統治者把他們的血統與古代聖王堯舜聯係起來，雍正皇帝還說：
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嚐損聖德乎？
《大義覺迷錄》
舜與周文王能留辮子、穿馬蹄袖嗎？雍正的這些狡辯隻能在臣民不敢、不能自由發問的情況下，自說自話罷了。除了自欺和愚弄老百姓外，欺騙不了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士大夫。清初有較大成就的思想家幾乎都對民族問題發表過意見。王夫之說：
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並，所知所行蔑不異矣。
《讀通鑒論》
他指出“夷狄”是與漢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習慣。漢族統治者之間“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從根本上否定了少數民族統治者有權參與中央權力的競爭。顧炎武也十分激烈地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其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日知錄》
實際上，這些思想意識如果不與現實生活中的赤裸裸的民族壓迫和剝削同步，那麼就很難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匹夫匹婦”所理解、所認同。康熙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相對安定，民間的民族意識在逐漸消融，隻有那些孤傲的、沉浸在聖賢書中的士人，才會念念不忘驅逐韃虜，恢複漢人政權。這點薪火，一直燃燒在不慕名利、有民族自尊的士人的心中。金庸把他放大為火炬，讓幫會的英雄們把它高高擎起，而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保持和發揚人間正氣。這種思想與行為不是遠離遊民，而近於文天祥了嗎？
從一些幫會的領袖人物的思想行為、英雄人格來看，他們也更像儒生、士大夫。像“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的陳近南，他作為天地會的總舵主，為實現反清複明的宗旨，以天下為己任，仆仆風塵奔走於全國各地。他嚴格的操守，有點跡近於“愚”（如對台灣鄭家的態度）。這正是提倡“忠義”的儒家思想長期熏陶的結果，而缺少原則意識的遊民對這些感到很難理解。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也是一名文武雙全的士大夫形象，在江南他與乾隆皇帝的幾次會見中，充分表現出其性格的多麵性，但貫穿其中的還是士大夫意識。例如，陳與乾隆的第一次會麵是在靈隱飛來峰下，二人談詩撫琴，辯論人生出處。乾隆誘之以仕祿，陳峻拒之，並表示“與其殘民以逞，不如曳尾於泥塗耳”。此時陳家洛簡直就是一個既風流蘊藉，又狂放不羈的在野狂士。第二次是在西湖賞月。除了紅花會的豪傑與清廷的侍衛較量之外，陳家洛與乾隆談論《貞觀政要》，發揮唐太宗的“水亦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且理直氣壯地揭舉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的《原君》中，對皇權專製社會皇帝自私自利本性與殘民以逞行為的批判文字。這時陳家洛表現出的是一個堅持民本主義思想的儒生本色。第三次是在海寧陳世倌墓前及海濱；此時陳家洛的身份已為乾隆皇帝所知。他警告陳家洛，說紅花會已經跡近叛逆，希望他們能夠改弦更張。陳堅決表示“我們為國為民，所作所為，但求心之所安”。乾隆說將來剿滅紅花會後可以免陳家洛一死。陳也針鋒相對地說：“要是你落入紅花會手中，我們也不傷害你。”這些正體現了“說大人則藐之”的儒家遊說入主的風範。第四次是在杭州六合塔上會見乾隆，此時乾隆皇帝已經成為紅花會的階下囚，陳家洛向他挑明他本是漢人血統，並用儒家傳統的忠孝觀念、華夷之辨和建功立業的思想去說服他，還以兄弟之間的愷悌之情打動他，在紅花會的軟硬兼施之下，也在擔心個人生命安危的忐忑之情的支配下，乾隆在口頭上答應了與他們一起共舉大事——把滿人驅逐出關外，恢複以漢人為中心的統治。此時的陳家洛表現出皇權專製社會政治家的膽識和才略。可見這位紅花會總舵主的思想意識、學識修養，乃至氣質性格皆與遊民不相幹。他的種種表現呈現出的乃是一個具有叛逆思想與俠義性格的士人的典型形象。如果我們把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文學形象陳近南與陳家洛等，與乾隆之間清統治者所抓獲的天地會領袖和成員如嚴煙、張破臉狗、賴阿恩、賴娘如、陳彪、許阿協、林功裕等人加以比較的話（他們多有審判記錄在案），兩者差別之大，判如天淵。後者多是小商販、江湖藝人、遊民等，其參加天地會的動機也多是耍弄點金錢或保障行路安全、遇到困難有人協助之類（不排除這些人的口供有避重就輕、不肯交待實際動機之意）。現實中秘密會社的領導人的素質與金庸武俠小說中幫會領袖是無法比擬的。我們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金庸小說中陳家洛、陳近南等不是現實生活的摹寫，而是作家頭腦中理想的產物，而且是帶有文人士大夫色彩的。
這是金庸筆下的幫會，已經和鄭證因筆下的幫會有了根本的差別。他們也有共同之處，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對於秘密會社的遊民性質缺少認識，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闡釋，實際上是作了歪曲。
3．又一個典型的遊民形象——韋小寶
我們這裏必須談一下《鹿鼎記》的韋小寶的形象。他是自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所塑造的阿Q之後又一個遊民的典型。他確實是一個不打折扣的遊民，他的媽媽是揚州麗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為誰，在揚州妓院長大成人，養成一派遊民習氣。由於偶然機遇被任命為天地會青木堂香主。他是一個福將，一生無往而不通。他打入清宮，受到康熙小皇帝的青睞，被封為一等公；被擄到邪教——神龍教的巢穴，反而被拔擢為地位僅次於教主與第一夫人的白龍使；後來到少林寺出家，又成為輩份最高的長老。這個單槍匹馬的小流氓因為沒有任何內在的約束和外在的規範，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幹，也可以隨著機緣而變，因此，他的成功率極高。韋小寶獨自辦成功過許多大事，僅對老百姓有利的就有：手刃滿洲第一勇士鼇拜，參與平定吳三桂的叛亂，打敗羅刹入侵者，多次幫助江湖好漢擺脫困境等等。他還為康熙皇帝建立了許多功勳，而那些嚴謹遵守儒家的價值觀念的人們卻一事無成，哪怕他們有出眾的武功和嚴密的組織團體。這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它說明在皇權專製主義體係內部，和皇權專製對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則的立場與手段。原則與規範隻能帶來失敗。
天地會內的英雄好漢、特別是總舵主陳近南受到許多原則的束縛，既有儒家倫理，也有江湖道義。他有所為，也有所不為，這種戴著鐐銬的奮鬥最終不免要以失敗的命運告終；韋小寶生在妓院，長在皇宮，用作者的話說：
妓院皇宮兩處，更是天下最虛偽、最奸詐的所在。韋小寶浸身於兩地之中，其機巧狡獪早已遠勝尋常大人。
無論是在政治鬥爭中，還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什麼是應該說的，什麼是不應該說的；什麼是做了，要加以宣揚的，什麼是做了，要加以隱密的；什麼是要大肆宣揚而不必去做的，什麼是大肆宣揚了而必須去做的。這些界限失之毫厘，是會謬以千裏的，而韋小寶卻能掌握得恰到好處，應付裕如。金庸還設計了一套隻屬於韋小寶的武功——“神行百變”，這是逃跑功，也是他的處世術，雖然他還沒有學精、學好，這可能是因為他還存在一份良知的緣故。韋小寶在深入了解皇權專製社會與官場黑幕的基礎上，還擅長揣摩術，這是處理人際關係——特別是上下關係的一門藝術。
揣摩術是皇權專製專斷製度的產物，它是皇權專製主義政治學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韋小寶對此無師自通。他對康熙皇帝、皇太後、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師陳近南、九難等人的喜怒好惡，都揣摩得特別到位、特別透徹。根據所揣摩到的心態，韋小寶會采取不同的對策，這往往是十拿九穩，萬無一失的。先秦諸子裏的韓非子就感慨過說動君主的難度之大，並為此寫了《說難》和《難言》。為什麼“難”？“難”就難在君主的內心很難揣摩，如其所說：“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不知對方的心，便很難采取恰當的“說”（學理）以應付。那樣重視揣摩術的韓非，最終也因對秦始皇和他周圍的權臣內心揣摩得不夠到家，而慘死在監獄之中。而韋小寶卻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話說，他是“不學有術”的。毫無學問，又沒有什麼高強武功的小流氓，卻懂得借助他人的武功為自己創造一切。這些就是遊民朝思暮想的，如功名富貴、嬌妻美妾、放縱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義和朋友們的信任。《鹿鼎記》的結尾有點令人掃興，韋小寶沒有爬上權力的巔峰，而是“一家人同去雲南，自此隱姓埋名，在大理城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
這種向往離遊民太遠了，真有點士大夫氣了。書中曾寫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勸韋小寶拋開清統治者，自己做皇帝，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韋小寶聽了黃、顧等人的勸告之後，大吃一驚說：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隻是罵人賭錢，做了將軍大官，別人心裏已然不服，哪裏能做皇帝？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氣的。
這也許是韋小寶最初聽到此議時所引起的心理震動。實際上自漢代以來，每個朝代的開國創業之君多是遊民出身。劉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們都屬於帶有流氓氣的遊民。本書的前麵已經介紹了，五代十國之間的開國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無賴、流浪漢。作者沒有以讓韋小寶做皇帝為小說的結局，也許是受到曆史真實的限製，因為在康熙皇帝之後，很難嵌入一個“韋氏王朝”；也許這也正是韋小寶性格發展的結果。與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過一下皇帝癮的遊民不同，他出入皇宮數載，又與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從生活實踐中他感受到“皇上也時時不快活。皇帝雖然威風厲害，當真做上了他也沒有什麼好玩”。除了沒做成皇帝外，韋小寶確實實現了遊民的最高理想。物質上的隻有皇上才可比擬的享受（如七個老婆之類）。精神上做到顯性社會的最高爵位（韋小寶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屬於第一級），隱性社會天地會的總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輩份極高的長老，邪教——神龍教中地位儀次於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龍使（後來還把教主夫人擄為自己的老婆）。這些許多是做了皇帝也達不到的境界。
韋小寶藉以克敵製勝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義，團結了一批生死兄弟，形成了強大的群體勢力，可以一呼而百諾。他靠的是諸如欺騙說謊，竊聽盜竊，哄騙訛詐，撒潑耍賴，溜須拍馬，出爾反爾等等流氓手段。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們也如煌煌典籍一樣都是專製製度的產物，是皇權專製社會傳統文化中最腐朽的一部分。
當然，它們出現時還是頂著各種美名的。隻要這種文化背景存在，韋小寶們還會一代代繁殖生長，而且，無往而不通。隻要中國還沒有全麵進入現代社會，韋小寶們還會無往而不勝，甚至成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們”的愛戴、尊崇。
有人說韋小寶是“中國人的鏡子”，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他和阿Q反映了中國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質方麵。如果阿Q精神是具有國民性的話，韋小寶精神也是帶有國民意識的某些特點的。如缺少原則性和適應環境的能力等。如果說阿Q這個形象所訴說的是中國人失敗的一麵的話，韋小寶這個形象所訴說的是中國人的成功的一麵，雖然這種成功缺少現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讚美。
我們還應該看到金庸在塑造這個形象時突出了其“可愛”的一麵（如果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了這等人，給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可憎”），這反映了作者也如傳統的文人士大夫一樣深感所屬群體的懦弱，從而看到遊民對於主流社會的叛逆乃至於反抗，由欽佩到羨慕，甚至有鼓勵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意遊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進步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