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對江湖藝人創作中的遊民意識深入分析的基礎上，筆者對《水滸傳》、《三國誌演義》的主題、思想傾向、人物的典型性作出了一些新的闡釋。指出這些作品經過江湖藝人最初的創作和他們的多年的演播，已經成為遊民意識的載體。特別是《水滸傳》，它比較全麵地反映了遊民的思想性格及其各種社會要求與人生的向往，成為江湖綠林的百科全書，後世的遊民武裝反抗也多取法於這兩部作品，橫衝直撞的李逵為“脫序人”所羨慕，《三國誌演義》中的“桃園三結義”更是遊民們聯合的榜樣。關公的“義氣”則成為“江湖人”的最高的道德典範。
（6）筆者嚐試著打通文學、社會史和社會學的研究。對於遊民這個階層，史學家、社會學家沒有給以足夠的關注，特別是遊民群體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更是為人們所忽略。實際上自五代十國以來，改朝換代的大動亂中遊民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社會動亂給生產經濟帶來巨大的破壞，而在社會動蕩中很多遊民能夠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發跡變泰”。這種情況最能引起後世遊民的歆羨，江湖藝人把這些故事編成通俗文藝作品在廣大民眾中流傳。這些作品中的遊民意識、遊民文化必然在全民中散播開來。那些“發跡變泰”遊民的際遇也引起其他階層的羨慕，遊民意識本來隻是屬於遊民階層的，隨著通俗文藝作品的普及，它也影響到全民，從而導致遊民意識的泛濫。
（7）此書中，筆者在一些與遊民和遊民意識相關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本書所論述的中心課題——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的關係，是沒有引起史學家、文學史家充分關注的，因此與之相關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特點，遊民與社會秩序，遊民意識與遊民知識分子等等，也同樣沒有被研究者充分關注。許多與中心課題密切相關的問題沒有現成的結論可以采摭，都要筆者自己去探討研究。有些問題雖曾有人研究，但出發點不同，也很難從中得到借鑒。筆者在這些問題中，沉浸既久，也稍有心得收獲。其中較有心得的包括下列諸問題：“脫序”的群體在社會中的作用，對遊俠“脫序”心態的分析，城市建構的變化對人口構成的影響，“樸刀”、“杆棒”的演變及其象征意義，對於“俠”的本義的理解，對於“義”與“義氣”的分析，對於曆史演義小說演變中江湖藝人的作用，英雄崇拜對於通俗文藝作品普及的影響，關羽崇拜的形成與原因，天地會中的“西魯神話”和木楊城之謎的真實內涵，天地會活動對戲曲的模仿，新舊武俠小說中對於幫會生活的描寫等等。在這些問題上都有一些與時賢不同的見解，雖然不能說前人的探索對我毫無啟發，但本書中所論證和描述的主要問題還是我個人的思考的結果。
（8）本書雖然長達50餘萬字，但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關於遊民文化與中國文學關係全部論述到。例如除了《水滸傳》、《三國誌演義》和“說唐”係列以外的具有遊民意識的通俗文藝作品就很少提到；天地會中詩歌所蘊涵的遊民意識及其在天地會戲劇化活動中所起到的作用，近代遊民會黨運動的高漲與遊民意識的廣泛傳播等問題，沒有作深入的探討；特別是近百年來人口激增，遊民達到數千萬之多，遊民意識泛濫及其對其他階層和知識分子的影響根本沒有涉及，而這個影響確實是存在的。魯迅在他的許多雜文中針對知識分子遊民化問題作過深入的分析，對那種以無原則為特征的遊民意識（魯迅稱之為流氓意識）作過極有力的抨擊；現代知識分子受到遊民意識的影響，這一點也反映到他們的文藝創作之中，甚至在思潮演變、社會運動中也有所表現，因為它們屬於現實問題，不在我的研究範疇之內，所以本書尚不可能作係統論述；另外，自宋代以來作為遊民意識對立麵的文人士大夫意識的特征則沒有考察，而文人士大夫意識在社會動蕩之際往往不能及時應變，它力圖抵製遊民意識，但是經過交鋒往往是以敗北告終；遊民意識對於主流意識、士大夫意識往往有一種不易覺察的消解作用等等。這些問題也多是有趣並富於教益的課題，而且每個課題都有極深厚的蘊涵，今後如有可能，還會對這些問題加以探討。
（9）遊民、遊民文化的課題必將超出文學的範疇，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或作為一個思想運動史中的問題為人們所關注。中國文化有一種先天的非規範性，而遊民文化把非規範性推到了極端，它是與“法治”冰炭不能相容的，因此關心中國發展和現代化的人們，不能不考察遊民給社會的發展造成的負麵效應。遊民是人口激增、社會轉型、經濟停滯或滑坡、規範墮敗等情況下必然產生的社會問題。現在雖然不存在生產滑坡的問題，但是人口暴漲、社會轉型也是當前麵臨的社會現實。特別是十年浩劫當中，對傳統意識和規範生活的肆意破壞，它們也是導致遊民與遊民意識的泛濫的誘因，使之成為困擾社會的巨大問題。遊民意識也會通過通俗文學、通俗文化的渠道滲透到各階層去，從而對人們發生影響。因此，從各個角度考察和研究遊民與遊民文化的問題，作出應有的對策，不僅十分必要，而且也應該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