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藩鎮割據已成事實，並且不易被任何一個皇帝所改變。宦官已經從原來的專政升級到反奴為主。在文宗前的幾位皇帝，要麼是昏庸無能，要麼就是因宦官而立，要麼就是在藩鎮問題上脫不開身，根本無暇顧及宦官。
文宗皇帝卻不是這樣，他決心要廢除宦官，並從王守澄開始。王守澄此時掌握著唐朝宮廷的兵權，氣焰囂張，對朝政指指點點，有幾次甚至搞得自己很下不了台。讓文宗氣得死去活來的就是，明明許多事情已經和宰相們商量好了，但王守澄卻認為不妥，其實許多事情都很妥當，並且絲毫影響不到他的利益，但這個人就是要找皇帝的麻煩。他經常對文宗說，我覺得這件事不對，怎麼可以這樣做呢？文宗皇帝受夠了，想要把宦官徹底從李家天下清除掉，第一件事就是要讓王守澄滾蛋。
但這件事想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於上青天。帝國的許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與宦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尤其是自憲宗朝設立樞密使一職以後，宦官出任樞密使，履行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職責，宦官開始掌握政事的決策權。他們的官署在宮城內，稱為北司，而宰相及大臣們辦事的地方在皇城邊，稱為南衙，北司的權力越來越大，而南衙越來越勢弱。官員們已經把宦官的飛揚跋扈當成是理所應當的了，誅殺宦官在這些人心中已成了非分之想。
文宗皇帝決心把這種“非分之想”變成天經地義的現實。此時的王守澄覺得，這個皇帝不是很老實，就派了一個自己人。此人叫鄭注，確切地說，是個道士，懂得養生之道。
戲劇性的一幕就在於鄭注並非完全是王太監的人，在他取得了文宗的極端好感和信任後，他又向文宗推薦了另一個人——李訓。這兩個人從此取得文宗的信任，最終導致“蚜蟲糞便事件”的發生，給帝國帶來無盡的傷痛，並直接將曆史的巨輪從中唐拉向晚唐。
不久，兩個人與文宗皇帝合作鏟除宦官集團的行動開始了。當時，宦官既掌握了十幾萬禁軍大權，又掌樞密之職，竊據著朝廷的要害部門，不少文臣武將因宦官而晉升，他們在朝廷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剪除宦官又談何容易！但是宦官也並非是不可動搖的泰山，無懈可擊，那就是他們內部也因爭權奪利而鉤心鬥角。文宗和李、鄭二人就是抓住宦官的這一弱點，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開始了反擊過程。
被擊的第一個人就是王守澄。王守澄是個最合格的奸猾太監，想要搬動他，不用些智慧，恐怕很不容易做到。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擁戴文宗之功，但卻為王守澄所抑，忿然不平，李、鄭二人便為文宗出謀劃策，進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文宗皇帝欣然采納了兩人的意見，升遷宦官仇士良為左軍神策中尉。王守澄非常不高興，二人的矛盾更加深了。
六月份，文宗皇帝再動手。他暗示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以神策軍的首領自居，不把王守澄放在眼裏。王守澄自然咽不下這口氣，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此時文宗皇帝及時出麵，把韋元素、楊承和、王踐言等人分別貶為西川、淮南、河東監軍，不久，鄭注、李訓指責他們接受外臣賄賂，文宗下詔革職並賜酒毒死。
表麵上看，王守澄取得了大勝利。他從來不曉得“兔死狐悲”這個成語的實踐檢驗。因為在文宗和鄭、李的安排下，宦官中最有權勢的兩樞密、兩中尉已經去了三個，剩下一個他離死也不會太遠了。
趁王守澄還沉浸在清除對手的喜悅裏，文宗進一步行動，加王守澄為兼左右軍神策觀軍容使，明為升遷，實則削去他的兵權。過了不久，一個小黃門帶著皇帝賜予的毒酒悄然到王守澄府邸登門拜訪，雖然心有不甘，他也隻好喝下這杯毒酒。
在王守澄死後，李、鄭二人與文宗同時發力，文宗首先把李訓升為宰相，而鄭注則出外到靠近京城的鳳翔做節度使，培植軍事力量，以呼應京城。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以仇士良為頭目的宦官集團。他們約定，在王守澄下葬的那一天，鄭注以故舊的身份率領親兵前來送葬，然後在城外將送葬的宦官一網打盡。於是，鄭注奔赴鳳翔，組織親兵。而李訓則抓緊時間聯係朝中有兵權的大臣，爭取獲得武裝力量。而宦官和大部分官員都蒙在鼓裏，一切都在緊張地進行。
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越來越近，但似乎還有許多事情沒有準備好。李訓和鄭注本來就是中下之才，對於徹底鏟除宦官這一對於改變唐帝國的行動，兩人卻漏掉了一個最為重要的環節。那就是仇士良等大宦官並不一定出席王守澄的葬禮。
仇士良是一個優秀的宦官，此人並非是靠著溜須拍馬而上位的。事實上，此人有著很強的能力，又正巧文宗皇帝利用他來分王守澄的權，此人很不容易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