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時局圖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從本質上說，大清王朝與西方列強的對抗，是一次次君主專製與西方民主的對抗，是一次次先進製度與落後製度的對抗，是一次次先進文化與保守文化的對抗。從世界曆史看，兩種製度的較量彼此都有勝有負，但從總體而言，先進製度多數戰勝了落後製度，民主在世界政治版圖上攻城略地，其勢難當。可是在晚清時代，中國的專製製度一次也沒能戰勝民主製度，其被摧枯拉朽地打敗，尤其顯示了中國專製的腐朽性、頑固性。專製壓製了社會的活力，閉塞了人們的視聽，鉗製了人們的思想和創造力，培養了一眼望不到邊的奴隸，致使整個社會因循守舊，日趨衰弱；專製造就了絕對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絕對的腐敗必然導致絕對的滅亡。專製下的泱泱中國尤甚，此時已是步履蹣跚，就像一個病老頭，跟不上時代的腳步，碰到一個身強力壯的漢子，一個拳頭過來，就差點倒掉了。那所謂的經濟強大，更像是浮腫而非強大，甚至隻是輝煌的夕陽景象，畢竟快要日落西山。
我們反觀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崛起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共性：國家崛起得益於政治製度創新。英國隻是一個有24萬平方公裏的“小國”，它之所以迅速成為超級大國，號稱日不落的帝國主義國家，就是因為它較早地建立了民主政治。1688年，英國爆發“光榮革命”，以十分低廉的成本，廢除了君權專製，開啟了君主立憲的民主政體，逐步建設成一個實行法治、民主、憲政的現代國家。而這正是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的至為堅實的基礎，因為民主憲政的確立，營造了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產力，社會活力迸發，一切由此改變。工業革命表麵上看是一場偉大的技術革命，實際上是政治變革的必然結果。英國因實行民主政治而率先崛起，充分說明政治製度變革之於國家強大的重要性，是“製度比人強”極為鮮活的實例。而這樣的道理，早就被盧梭道出：“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麵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這不光是英國的崛起在例證著盧梭的話，之後，法國、美國和日本相繼成為世界強國，也是因為他們創試了民主政治製度，激活了國家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