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習慣了千年專製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民主是一個陌生的東西，或者說隻是一個上至遠古三代的遙遠記憶，對民主政治重要性的清晰認識和急迫追求是從國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洞開之後開始的。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人最早朦朦朧朧地認識民主的，是魏源、徐繼佘、林則徐這樣一些先進分子，他們從西方人的記載中大概地了解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形。魏源在《海國圖誌》中描寫到英、美國家的民主製度，說英國“巴厘滿”（議院）是“大眾可則可之，大眾否則否之”，但他們囿於自己根深蒂固的專製背景，並沒有從思想上積極接受民主製度。
此後應該說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人對西方民主製度的介紹和認同都是緩慢的，因為，時人覺得救國的首要是師夷長技，熱衷於技術、經濟方麵的洋務運動，以為技術好了，經濟強大了，國家就自然強大了，還沒有有意識地從政治上去思考救亡之術，這是試圖在經濟、技術上謀求大國突圍。這一時期的維新派和有世界眼光的官員有機會進一步關注西方民主政治的內涵，“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和“一國之人，無論貴賤，皆當視為平等”等思想觀念也有所傳播，但沒有“觸及靈魂”，也就不會身體力行地付諸行動。
轉折點發生在甲午戰敗，一向自視為天朝上國的中國，雖經洋務運動苦心經營，完全沒有想到敗在“蕞爾小國”的日本手裏，而且敗得那麼慘，毫無顏麵，蒙受空前的奇恥大辱。“僅僅幾個月的工夫，它(中國)就不得不從傲慢的夢中驚醒。”洋務運動剛剛積累起來的一點自信被摧毀殆盡，洋務運動所代表的經濟、技術突圍路徑也因之宣告失敗。一時間朝野皆困惑，重覓突圍之路充盈國人之心。康有為說：“夫以中國二萬裏之地，四萬萬之民，比於日本，過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這大概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理亦難解，也要去強解。雖然時人認為這次戰敗有決策和指揮失誤等原因，但更多的反思指向了舊體製，意識到洋務運動隻治其表，不治其本，不足以救中國，必須放棄舊有的一切，滌蕩舊俗，衝決重圍，建立新的製度與模式，以期重振雄威。人們開始逐漸認清西方民主對西方國家興盛的意義，接受西方民主，先進分子還試圖去身體力行去實踐。此後的維新變法，康有為明確主張效法西方進行政治改革，實行君主立憲，但在強大的舊勢力阻撓下變法匆忙收場，這一次突破以失敗告終。但維新派通過公車上書、辦學、辦報等方式宣傳維新變法，宣揚民主憲政，對社會民眾進行了一次廣泛的民主思想啟蒙，為以後的改革和革命準備了思想與人才，為大國的突圍進行“試錯實驗”。
1904年，在中國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日本又以蕞爾小國打敗世界公認的強國沙皇俄國，國人徹底相信，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絕非偶然，因為日本是君主立憲國，而中國與俄國是君主專製國之故，中日、日俄之戰是立憲與專製兩種政體的對決，事實證明，立憲國必勝，專製國必敗。兩次戰爭血與鐵的事實給國人以強烈刺激，讓國人猛醒，“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製二政體之戰也”；“以小克大，以亞挫歐，赫然違曆史之公例，非以立憲不立憲之義解釋之，殆為無因之果”。國人警醒地認識到，國家之強大不在於地域之大、人口之眾、種族之優，關鍵在製度，有沒有實行憲政。一時間，要求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呼聲空前高漲，掀起了一股立憲風潮，連一些反對立憲的守舊派也站到了立憲派這邊，力量呈現十分有利。清政府出於內外壓力，姿態上不能不有所回應，提出要立憲，試圖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中國民主政治迎來了一次難得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