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6月15日，孫中山提議組建的美洲洪門籌餉局在舊金山成立，以革命軍政府名義發行了麵額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的債券，孫中山親手製訂的籌餉約章規定：捐數五美元以上者，均雙倍給發中華民國金幣票收執，十元者列名為優先國民，百元者記功一次，千元者記大功一次，待民國成立後論功行賞，數月內募集到140萬餘美元。“所收捐款多少，除經費外，一概存入銀行，以備孫大哥有事隨時調用，他事不得提支”。既是捐款，理應不必求回報，規定了未來的回報期許，跟買股票何異，所以這次籌款仍難逃發行革命股票之嫌。此後，孫中山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籌餉處，將股票發行範圍拓展到南美。
直到這一年的5月，孫中山才宣布成立“革命公司”，發行“革命股票”，其實，他成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就已經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公司”了，他親自為股票做廣告，會員也紛紛購買了“革命股票”，這些都是事實。孫中山此次公開成立“革命公司”，等於公開承認搞革命就像做買賣，是一種投資行為，我創辦“革命公司”，發行“革命股票”，你們來投資，將來革命成功，將還本付息。在此，我們還能感受革命的所謂崇高性嗎？在這裏，革命其實庸俗得很，就是一種投資回報行為，隻不過，出資者與革命者，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罷了。而且為了擴大資金來源，孫中山答應回報投資者，尤其是麵對外國政府和外國政客時，不惜許以特權，真有點不顧一切的意味。所以，美國史學家韋慕庭在評價孫中山的融資行為時，給予毫不留情的批評：“從現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曆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於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中山毫無內疚不安之感。”
革命就像做買賣，這與吳思先生所說的血酬定律有異曲同工之處。吳思先生認為，血酬就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拚爭目標的價值。什麼“十可報百，萬可圖億”，給予優先國民，記大功，給中國國籍，都是孫中山允應的投資回報。孫中山領導的暴力革命不像某種生產，直接參與價值創造，但他的暴力革命之所以值得那麼多人去入股投資，除了投資者個人利益的計算，革命成功，投資者都成了國家的大股東，必將獲得投資的高額個人回報。更重要的是，正是其拚爭的目標有價值：革命成功建立民主國家，必將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偉大進步，於國家民族大有利焉，是中華兒女之所願。
然而，這樣的投資畢竟是以消滅敵人、消滅生命的方式來增進自己的收益，貌似是一種經濟計算，其實是最不經濟的計算，因為，真正經濟的計算，是在分工與合作、談判與互利中實現雙贏、多贏，從而增進自己的收益，從而整體上增進社會的收益。但類似革命暴力這樣的投資，是給別人做減法，給自己做加法，說是豪取強奪又有何不可？所以，不到萬不得已，能夠不開“革命公司”，不發“革命股票”，而是開“改革公司”，發行“改良股票”，才是最好的辦法。
兩個“現代呂不韋”。
到底有多少人持有孫中山的“革命股票”，革命成功後的民國政府是否兌現過名目繁多的“革命股票”，很多人的情況不得而知了。但有兩個人有必要提一提的，一個是孫中山的大哥孫眉，一個是被稱為“革命聖人”的張靜江。兩人對於孫中山的“革命公司”投入巨甚，為國毀家紓難，堪稱“現代呂不韋”，民國成立之後，孫眉未獲一官半職，張靜江風光十分，差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