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會覺得大清皇帝沒有以死相爭，與革命軍來個魚死網破，而是選擇了保留福利、和平交權的方式，因而顯得格外的“通情達理”，而革命軍方麵也沒有窮追猛打，還要優待滿清皇室，也顯得格外“通情達理”。其實，這隻是因為，一方麵，無論大清王朝還是南方革命軍，雙方都窮得很，沒有錢繼續打下去，也就是說沒有哪一方能夠掃蕩並統一、平定全國，故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麵。另一方麵，大清的軍權被袁世凱攬在手裏，皇室天天要袁世凱鎮壓起義，袁世凱就是不聽，而是打起了自己的算盤來，以革命軍的壓力來向清王朝要價，又以清王朝來向革命軍要價，兩邊通吃。當袁世凱從革命黨那裏得到將來推選他當總統的承諾（大清皇帝總不能直接把帝位禪讓給袁世凱吧，最多隻能給他個宰相當當），他開始偏向了搞共和而非維護大清帝製。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連哄帶騙下，清帝被趕下了台。
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之後，南北雙方確實迎來了一段短暫的和平，並且在這一段時間內，中國人破天荒地試驗起共和來，舉行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覆蓋全國的國民議會選舉。這看起來熱熱鬧鬧的民主共和，不能說試驗者完全是在搞表演，在最初，包括袁世凱在內，應該是有幾分真誠的。但是，在一個完全沒有民主政治傳統和土壤的中國試行西方的政治製度，其難度可想而知，其操作不成熟而導致的政治亂象也可想而知。
當然，在這個時候，大清皇帝退位了，龍椅空在那裏。想坐龍椅的人不是沒有，但像袁世凱這樣的人物，內心的“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想法豈會從來沒有過？隻不過，孫中山同盟會集團和袁世凱北洋集團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局麵，一時之間，誰也吃不了誰，大家都暫罷兵戎，一起來試驗共和，誰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複辟帝製。
當這個勢均力敵的局麵被打破，經過對南方軍隊的裁減，和用於戰爭的錢從國外借到手，脆弱的平衡馬上被打破，袁世凱的猙獰麵目就露出來了。二次革命發生是袁孫兩大勢力的殊死搏鬥，終於還是沒有走出以暴易暴之路。隻不過，在兩虎相爭沒有決出最後的勝者之時，也即勢均力敵之時，雙方采取了和平的方式來一起玩政治遊戲，當玩遊戲的雙方都覺得玩得不開心，玩得沒有得到好處時，還是走回到以暴力決定最後的勝者，以武力統一全國的曆史相似之處。
這就好比劉邦雖然首先攻入鹹陽，按原先定的遊戲規則，劉邦應該坐頭把交椅，但劉邦十分清楚，沒有實力，那交椅不可能由自己坐，坐上去也坐不了幾天，他選擇了以退為進，把鹹陽城交給項羽，自己去養精蓄銳，來日再跟項羽決一雌雄，事實證明，劉邦這一招管用了。真正決勝的是暴力，政權的更迭依靠暴力，這就是他們認可的硬道理。
當時，孫中山無奈地選擇南北議和，也是因為自己實力不濟，又借不到北伐之款項，隻好將權力拱手相讓，其內心的不甘是很難言表的。如果孫中山實力占優勢，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是一定要“以武力清掃北京勢力”的，至於“消滅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之後，孫中山是不是“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我們在驚詫於曆史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時，恐怕少有人去探究，為什麼曆史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其實，曆史是人創造出來的，無論漢朝的人，還是民國的人，在人性上皆有相通相似之處，這就是孔子所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如果人性不相通，我們就無法推己及人。人性不僅相通，而且人性中的弱點大致相似，自己容易犯下的錯誤，別人也可能容易犯。比如對權力金錢的貪戀，大抵不會有太大的差別，這就決定了漢朝的人可能做出來的對權力金錢貪戀的行為，與民國的人做出來的對權力金錢貪戀的行為，有相似之處，比如屠殺功臣以保自己的權勢地位。所以講，人性相近，由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創造的曆史具有相似之處，盡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