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重要的是，在仍然無法擺脫槍杆子說話的時代，袁世凱的槍杆子最強，統治權旁落他手，也符合曆史邏輯。因此，雖然革命黨在前麵拋頭顱灑熱血，袁世凱隻成就了臨門一腳之功，所有的榮譽都加身於他。有人心裏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誰能否定他逼退清帝的蓋世之功。
中國皇權專製時代，每次改朝換代無不伴隨著血雨腥風、無數人頭落地，不管袁世凱抱著怎樣的個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談，逼迫清帝退位，不費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犧牲，實現了舊政權向新政權的順利過渡。為此，孫中山曾公開稱隆裕太後“女中堯舜”，對袁世凱也是極加讚譽。如此看，袁世凱確實有締造共和之偉功，也無怪乎，在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為：中國的拿破侖，中國的華盛頓，中國共和之父。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家族為“民國第一家”，比孫中山還要享受盛譽。
可惜袁世凱自毀長城，辜負了民眾，辜負了曆史，他沒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統治合法性來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而是一再地損耗自己的統治合法性，當他的統治合法性流失殆盡之時，也正是他窮途末路之時。讓中國社會轉型錯過一個絕好的機會，被一再地耽擱。他後來被堆砌了很多的罵名，甚至被扔入曆史的垃圾堆，也是有道理的。
摧毀共和，一步步地喪失合法性。
現在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多有分歧，有一點是各方都承認的，即辛亥革命結束了帝製，至少在名義上將共和製的招牌掛在了政府的城門上，建立了代議製民主政府，這是中國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
當然，武昌起義可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過程並非偶然。由於被西方堅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訓，中國人對進化論的認識，從對簡單的西方技術層麵的服膺和學習，到政治製度層麵的服膺和學習，經曆了半個多世紀。我們不能說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基層民眾那裏深深紮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階層，已經有了大體的共識，而且他們把中國腐朽落後的根源歸結為沒有實行憲政，沒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憲式的民主。即便是像袁世凱以及他的繼承者這樣的軍閥武夫，他們對西方民主製度一知半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在當時，進化論是上方寶劍，西方的製度代表著潮流，意味著先進，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他們所清楚的。所以，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不了解代議製度，不代表他們可以不理會，甚至我相信，他們也曾希望拿來嚐試一下，讓中國強盛起來，誰都不願意在自己的執政之下，國家衰落不堪，自己臉上無光。
當一種製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進，它就容易獲得獨占鼇頭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會被視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為反動，從而喪失合法性。盡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政爭不斷，戰爭頻繁，也有人說“民國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複辟非常不容易，甚至連退半步，搞君主立憲也非常難，這正像梁啟超所說，君主立憲是一麵鏡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鏡難圓了。可見進化論在那個時代有著不無抵擋的魅力。袁世凱的統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過程中喪失掉的。
袁世凱反民主破壞憲政有很多。最為核心的，我認為一個是廢毀憲法，一個是解散國會，一個是打擊政黨。
《臨時約法》相當於民國之臨時憲法，袁世凱被選為正式大總統之後，修改臨時憲法本無可厚非，而袁世凱認為，修改的原因是“國事日削，政務日隳，而我四萬萬同胞之憔悴於水深火熱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種種，無一非緣《約法》之束縛馳驟而來……本大部統一人之身受束縛於《約法》，直不啻胥吾四萬萬同胞之身命財產之重，同受束縛於《約法》”。這就是典型的打著人民的旗號搞陰謀了，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修憲。
其時，憲法起草委員會已著手製定正式憲法《天壇憲法草案》，但是，袁世凱之修改臨時約法完全是采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以滿足自己專權的目的，他千方百計要將製憲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遭到反對後，他就決定來個一石三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