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是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說“此次內戰，該國民黨本部與該國民黨國會議員潛相搆煽”，“但知搆亂以便其私，早已置國家危亡、國民痛苦於度外，亂國殘民，於斯為極”，因此，要在三天之內解散國民黨；既然國民黨議員“不知有國家，隻知有本黨；不知有團體，隻知有個人”，那就將國民黨的國會議員資格也取消掉，國民黨議員占國會半數以上。如此，因法定人數不夠，國會就不能召開，憲法起草委員會也因國民黨議員被取消資格而無法開議，隻能宣告解散，《天壇憲法草案》因無法在憲法會議上通過而告流產。這樣，憲法被毀棄，政黨被解散，國會開不成，共和民主的三大支柱垮掉。
我們知道，無論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都是搞憲政。憲政指一種在憲法之下使政治運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狀態，憲法是政府權力運行的標準，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被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製約，從而達到限製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權利。因此，憲法是實行憲政的前提，無憲法即無憲政。不過，正當性的憲法是憲政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是說有了憲法就有了憲政，假定沒有憲政動作，憲法徒有其名，虛有其表。憲法是依賴憲政來得以實施、維護和發展完善的。憲法權威的樹立，憲法的實施、完善和發展是寓於憲政之中的。
更深一層來探討，憲法是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契約法，作為一個契約，不能隻剩下一個主體，因此，憲法不能是某個政治勢力壟斷的“規定”。
袁世凱廢棄《臨時約法》，阻礙“天壇憲革”產生，將國家置於無憲法的狀態，沒有憲法談何憲政？袁世凱後來搗鼓出來的《中華民國約法》，已然不具有正當性，約法會議是袁世凱的禦用立法機關，一切唯袁世凱之命是從，袁世凱已經形成了政治壟斷，壟斷一旦形成，憲法便失去了契約法的意義。這個《中華民國約法》不僅規定總統有權無限連任，還可傳妻傳子，實際是賦予了袁世凱與皇帝相等的權力，並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他的專製獨裁，與其說是一部讓自己當總統的憲法，不如說是一部讓自己子子孫孫當皇帝的“祖訓”。
另外，國會是憲政製度的關鍵體製之一，國會是“民權之集點”，國會是代議機構，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地方，是他們參政議政的主要渠道。袁世凱解散國會，沒有了代議機構，何來代議政治，談何主權在民，談何人民當家做主，談何選舉與被選舉？國會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解散國會等於摧毀了共和民主的基石，他這個由國會選舉出來的總統的權力來源就失去了合法性。
再有就是袁世凱打擊政黨，使得憲法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既然憲法是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契約法，在近現代，憲法則主要是政黨之間的契約，是各政黨之間共識與妥協的結果，也依靠黨派之間的製衡，來保持憲法得以維護和實施，如果某一政治勢力或政治人物壟斷政治，每一個人都將是壟斷政治下的奴隸和犧牲品，則雖有憲法，憲政也仍然徒具虛名。
袁世凱對國民黨強力解散，對其他黨派搞過河拆橋。剛開始，其他黨派，尤其是國會中第二大勢力進步黨對解散國民黨拍手稱快，以為自己可以在國會中一黨獨大，可是很快他們發現，袁世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既然占國會半數以上的國民黨議員被解散，國會都不能召開，進步黨人數眾多又有何用？連國會都沒有了，政黨政治也徒具虛名，“搖撼民主國體”。
如此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中華民國仍然是共和製國家，則主權在於全體國民，現在經袁氏壟斷，變為袁氏這一姓一家所有，則袁世凱這個民選的總統已不合法。中華民國仍然是共和製國家，但與之匹配的憲法、國會、政黨要麼消亡，要麼名存實亡，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凱這個總統就是個假總統，是非法的。再有，袁世凱此時畢竟不是皇帝，也沒有世俗的認可，他沒有權力將國家主權變為一姓一家之產，這又是不合法的。總之，其執政合法性經過自己一番倒騰，已蕩然無存。
簽訂“二十一條”，道德麵孔被描得墨黑。
袁世凱統治的合法性的喪失與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也有關係，這一事件使他在道德上難於立腳，背負了賣國賊的惡名。中國近代曆史上，凡參與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人，都沒有得到好名聲，李鴻章如此，袁世凱也不例外。
從某種意義上講，權力不僅僅是來源與運用的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問題，執政者代表了國家的道德形象。一個執政者具有崇高道德威望，不僅令國人敬仰，也令外國人敬仰。我們固然不能期望道德完美者為執政者，卻很難想象一個道德上劣跡斑斑的家夥高居統治地位。我們如何相信一個不講道德和人性的人，會建立一個道德的、人性的社會？
公權力本應擔負起公平正義底線的責任，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有起碼的道德廉恥，一個執政者有道德廉恥，其運用公權力時對公平正義起碼的擔當作用還能讓人相信，如果一個執政者連起碼的道德廉恥都沒有，公權力必定被濫用，這個執政者一定是一個邪惡的執政者，由這個執政者統領的政府一定是一個邪惡的政府。一個邪惡的政府是沒有合理性可言的，當一個政權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時候，也就同時失去了合法性。理所當然地，其執政者也將失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