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袁世凱所處的時代是中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也是一個新舊混雜、新舊交替的時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執政者的權力合法性邏輯是“政權民授”，是民授，即國家屬於全體國民，國民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權利組成國家，國民選出國家的執政者。
如果用舊的政治眼光看，執政者的權力合法性邏輯是“用拳頭說話”，誰的拳頭硬，誰說話就算數；誰的實力強，誰就當老大；誰掌握槍杆子，誰就掌握國家權力。
袁世凱是一個新舊混合的人物，不管我們承不承認，他的執政合法性具有新舊混雜的特征，是兩種執政權力合法性邏輯疊加的結果，甚至可以這樣說，舊邏輯主導新邏輯。
因此，雖然袁世凱是民選的總統，但因為袁世凱是當時各種勢力中最強勢者，仍然依靠誰的實力強，誰就當老大的邏輯來演繹，否則，孫中山就沒有必要讓位給袁，就是因為孫在拳頭上敵不過袁，於是袁有合法性，而孫就沒有合法性。民眾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認可”這一現實的，槍杆子打下來的合法性在當時是有效的，盡管不能指望永遠有效。這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曆史場景。
很顯然地，按舊規矩袁世凱取得執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於他手中掌握著北洋軍閥，同時在辛亥革命之後，得到了包括國民黨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權力的頂峰，大大小小的軍閥就是給袁抬莊的。
在軍閥們的支持下，袁世凱登上權力頂峰後，反過來，袁世凱要“削藩”，這等於拆自己的台子，也等於把自己舊的執政合法性給否定掉。
本來，按照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常例，袁世凱對地方軍隊進行國家化轉變，實行軍政分離，逐步削藩，加強中央集權，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符合憲政原則。但是，自曾國藩以降，軍隊私有化已經很嚴重，地方主義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內輕外重，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麵，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清王朝的倒台，就是因為清王朝想做最後的掙紮，想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結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地方勢力，導致眾叛親離。
辛亥革命後，群雄割據，更是越做越大，要是得不到地方軍閥的讚同，中央政府就難有作為。孫中山名義上是各省擁戴的大總統，他想要別的省給點錢給他的臨時政府用都沒門。袁世凱要想做一個真正的大總統，一個號令全國的大總統，就要削藩。
袁世凱先是廢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長一律取消，設文職尹一人，武職設鎮守使一人，最多管轄一個師的軍隊。立即遭到了各地軍閥的反對，無法推行。袁世凱另生一計，他下令載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設將軍府，並設將軍諸號。規定督理各省軍政者，就所駐省份開府建牙，“俾出則膺閫寄，入則總師屯”。沒有督理軍政任務的，在將軍府任事，將軍府名為“軍事之最高顧問機關”，實則充閑散武人，以防其得閑鬧事，以段祺瑞為建威上將軍兼管將軍府事務。接著，袁下令各省都督改稱將軍，督理本省軍務，所謂軍務者，不過將其軍隊盡數劃歸地方所有，而遣其托管之，此所謂“兵將分離”之策。總之就是全方位削藩。
但具體實行起來，也是障礙重重。將軍不僅督理軍務，照舊控製民政，袁世凱本身也是一個靠軍隊私有化起家的人。各個地方軍閥就是一個以謀取個人私利的武裝，軍權被削奪，利益無從談起，袁世凱要想削藩，給軍閥們一個鳥盡弓藏結果，談何容易！
不過，袁在削國民黨的這個大藩上幹得還是挺漂亮的。一般都講“二次革命”是孫中山為反對袁世凱發動的戰爭，而從袁世凱這一麵來看，二次革命更像一次削藩之戰，他削掉了南方最大的軍事派係——國民黨，南方幾省的國民黨派都督在這次戰爭中被清理下台，把江西部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皖督柏文蔚，亦相繼被免，殘餘的國民黨軍事力量也幾乎被連根拔除。
其實，袁世凱最難削的是那些與他已經貌合神離的嫡係武力北洋軍閥，此時，段祺瑞、馮國璋、張勳等一個個羽翼豐滿。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削了弱藩換上強藩，龍濟光、張勳、李純甚至袁世凱最得力的大將馮國璋，占了國民黨人的地盤之後，更是尾大難掉，不聽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對他們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觸發眾怨，袁氏勢力隨之削弱。
袁世凱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親信部隊——模範團。表麵上是在軍隊中起模範作用，逐步改造北洋軍，其實是因為北洋大將們各個羽翼豐滿，不再聽他的話，他要建立專供自己指揮的特別體係，絕對地忠於自己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