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稱帝不得軍閥們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經十分效忠於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強自己的時候，就輕率稱帝，注定了他必將失敗。要不是因為這一點，蔡鍔那三千缺槍少彈的軍隊哪裏是袁世凱的對手！相反地，如果袁世凱舊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即北洋係堅定地擁戴袁，憑北洋係的實力，十個蔡鍔也滅不了。
複辟帝製，讓袁的新舊合法性統統喪失，既沒有了民眾認同，也沒有了強大的武力作為背景。當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時，為時已晚，上蒼已不再給他時間，這是一件值得扼腕長歎的事。倘若袁世凱無論是築牢自己新的合法性還是舊的合法性，要麼認真踐行共和憲政，好好地當他的總統，做這個新國家的憲政守護神，他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的華盛頓；要麼以退為進，集權不要搞得過急，削藩不要搞得太露骨，從長計議，也可以實現穩固他的執政合法性，最後實現他的政治理想。當然，這隻是我們後人的一相情願了。
袁氏教訓：做真小人還是偽君子。
袁世凱的合法性喪失了，執政也垮台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嚴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凱，告密者、竊國大盜、賣國賊和複辟先鋒幾頂大帽子他是戴定了。袁氏本來是有巨大功績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陳了，這是不能不令後來的執政者深有感觸的，一定會從袁那裏總結經驗教訓，以防止重蹈覆轍。
袁氏的經驗是什麼？無非是操弄權術尤為突出，這並非每個執政者都可以學得來的。但是有一點，是後來的執政者學到了，那就不管怎麼樣，你必須為自己的執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是新瓶裝舊酒，你也要塑造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性，一旦合法性喪失，一切就都竹籃打水一場空。這個所謂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實實在在的權力才是“器”。凡事要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有名就有器，無名就無器。
袁世凱這個老政客，應該是懂得這些道理的，隻怪袁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連當了一個跟皇帝差不多的總統都不知足，還想要皇帝那個名。其實，老袁不搞那個形式，當個總統皇帝跟當一個真的皇帝有什麼不一樣嗎？老袁也許會一直統治下去。所以曆史學家唐德剛在評價袁這一臭招時說：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
可是一個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個帝製運動，努力去做皇帝，這種政客雖是個“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頭獨裁者，他分明早已是個事實上的皇帝，而表麵上卻偏偏偽裝成“總統”什麼的去向人民打馬虎眼，那這種政客就是“偽君子”了。我們如從“社會倫理學”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也！
是的，唐先生火眼金睛，一語中的，這其實也總結了袁氏教訓，那就是在一個向現代轉型的社會，20世紀以來人類政治文明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識形態，民主、法治、人權已經成為普世潮流。也許民主的觀念沒有想象的那麼深入人心（否則不會上演一再複辟事件），但專製確實走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一個政客無論多麼想當皇帝、做獨裁者，也不敢明目張膽、肆無忌憚，甚至公然對抗民主、法治、人權，而是必然會搞一件現代性的外衣披上，哪怕本質上仍然是專製獨裁，但在合法性上，他大言不慚，連臉都不紅一下，宣稱國家屬於全體人民。執政者必須代表人民的意願，沒有人民的認同，沒有民主，執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像袁世凱那樣，知道自己做得不對，趕緊消除帝製。當然，人民並沒有發現這一套“假名實行”的把戲，或許也是一個原因。
張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態的切片。
浴血革命，共和元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