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振武與黎元洪的矛盾由來已久。武昌起義後，革命黨自覺人微言輕，沒有號召力，不足擴大起義的影響，起義前後都考慮到請黎元洪任都督。但張振武並不讚成此舉，他的意思是讓革命黨人自己來搞，因為拗不過眾人的堅持才作罷。誰知黎元洪開始不敢幹，還說什麼“莫害我，莫害我”。張振武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扭扭捏捏，黎元洪如此不識抬舉，還求他幹啥，再說了，他既不誠心，隻怕當了都督還會誤了革命大事，揚言不如殺了這個“泥菩薩”算了。這話肯定傳到了黎的耳朵裏，這就種下了矛盾的種子，估計黎元洪此時就有了殺張的念頭，隻是時機尚未成熟，隻好默默等待。
隨著戰爭形勢逆轉，武昌起義部隊被袁世凱的北洋軍隊打得節節後退，黎元洪見勢不妙想出走，張振武出來製止，但黎還是在孫武的支持下率其親信直奔葛店，張振武得知，就說，這個黎某膽小如鼠，不如乘此另舉賢能。但是臨陣換帥乃兵家大忌，眾人並不讚同，張振武隻好不再堅持。但可以想見，黎元洪受到張一再的譏諷肯定不會好想，武昌起義之前，他黎元洪是堂堂一協統（旅長），張振武不過一小學教員，有什麼資格對他指手畫腳？武昌起義之後，自己被推舉為都督，張振武隻是軍務部副部長，有什麼資格對他頤指氣使？我們稍為以人之常情，站在黎的角度想想，就能理解，哪怕黎元洪有“菩薩”心腸，也經不起自尊心被一再地傷害。哪怕為了一個男人的自尊，還不談權力利益的殊死之爭，也會對張振武懷恨在心，有除張之心並不算意外。
張振武在任軍務部副部長時，曾被派到上海去采購槍械，由於經費不夠，他向黎提出追加款項，沒有獲得追加款，他就擅自挪用其他錢款，引起了黎的猜疑不滿，懷疑他侵吞公款，要查張的賬目，張大怒：是我把你拉出來當大都督，才有現在的榮華富貴，現在恩將仇報，要查我的賬？黎元洪隻好大事化小，不再追究。
但是，黎元洪心中越積越多的對張的仇恨，總是要爆發的。事情終於給了黎元洪一個反擊之機——群英會事件，讓黎一步步贏得主動權，一步步置張振武於死地。
1912年2月27日，湖北發生了一次兵變，一些革命黨人衝擊湖北軍政府軍務部。事情的起因是，武昌起義之前被調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的湖北新軍第三十二標（又稱教導團）的領導人返漢後，不滿於軍務部把他們邊緣化，沒有把他們列入常規部隊，該團就搞了個改良政治群英會，鼓吹“二次革命”，聯結了別的一些非正規編製的部隊發動兵變，反對軍務部。
軍部副部長蔣翊武力主鎮壓，張振武則主張和平調解，事情很快就平息下來了。但黎元洪借群英會反對軍務部，趁機撤銷了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的職務，改為都督顧問，實際上是架空首義“三武”，讓他們成為閑人。這是黎元洪的借題發揮，張振武不服，派人向黎元洪提出留任，甚至要求出任軍務部長，這明明是拿黎元洪的雞毛不當令箭，讓黎很不高興，兩人矛盾進一步激化。這也成了黎元洪後來殺張的借口之一，即張振武在群英會事件中“乘機思逞”。
張振武不同於蔣翊武和孫武，張振武被撤職後，手裏仍然控製著一支有力的武裝——將校團。這是革命時期張的代伐衛隊，十分效忠於張。黎元洪幾次想控製這支力量，從張振武手中奪過來，要麼安插親信，要麼收編，要麼改編成軍官學校，都沒有得逞。張為加強將校團力量，創辦男女中學各一所，發刊《震旦民報》，拉攏江西援鄂軍馮嗣鴻部，極力把自己勢力做大做強。張振武憑借這支武裝和他在軍隊中的影響，並不把黎元洪這個副總統兼都督放在眼裏。在黎的一係列奪走該團的努力，張黎矛盾越發突出，到了互相嚴行戒備程度。看來，黎元洪是深深體味了袁世凱的謀臣陳宦對他說的一番話：“三武”不去，則副總統無權。尤其這個張振武，成了黎元洪的眼中釘，不拔不解痛，殺張也隻是時機問題，如何殺的問題，而不是殺與不殺的問題。想來，黎元洪認為再沒有比張此次進京，假袁世凱之手殺張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