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為張振武扼腕歎息之時，不禁要問，張振武即便有再多不是，與各方皆有矛盾，也不至於遭受殺身之禍。因此，認為張之死僅僅是與各方有矛盾，恐怕過於簡單定論，背後還有更複雜的原因，即民初政治集團的爭權奪利，張不過是民初政治亂象的犧牲品，是黨爭的受害人。
如果說張振武的被殺仍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那麼，當張被處決之後，全國輿論嘩然，對這一事關民國政府之信譽，司法之公平，政治之根本的事件，各種政治利益集團對張案的不同反應，以及國會議員的反抗不了了之，彈劾政府不了了之，直至張案不了了之，就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出，張案是政爭的犧牲品。
當我們攤開民初政治地圖，會發現，袁世凱與同盟會為主的政治集團都在爭奪革命的勝利果實，在南北議和階段，雙方都有小動作，孫中山想向國外借款，以便啟動北伐，而袁世凱則步步加緊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同時拉攏同盟者，包括同盟會中的反對派，這是主導民初政治走向的一對主要政治矛盾。在這場殊死搏鬥中，任何有利於袁世凱分化消滅革命力量的事，都是他所重視和支持的。因此，他是十分樂見作為革命黨內部分化混亂，立憲派與革命黨互相拆台，黎元洪與革命黨彼此掐架的。
在種種可能轉化為自己的支持力量中，袁世凱是看重黎元洪的，盡可能地將黎元洪拉到自己的陣營中來。然而，黎元洪畢竟不是自己的北洋派係出身，但黎元洪也非革命黨人出身，雖然後來黎元洪被同盟會吸收進去，還當了同盟會的協理，但那畢竟是權宜之策，並不表明黎元洪就跟同盟會同穿一條褲子了。隻要兩者稍有利益衝突，就會拳頭相向。比如作為湖北革命黨重要成員的“三武”，在危及自己的利益時，“泥菩薩”是絕不手軟的。對於張振武依憑將校團威脅自己的權位時，黎元洪頓起殺機。而此前，同盟會會員王憲章、楊玉如、祝製六等謀動暴亂，被黎元洪解職，祝製六更是在張振武之前，被黎元洪秘密地“就地正法”。對張振武采取的手段，不過是故技重演罷了。
與同盟會處在尖銳對立中的黎元洪也極力需要聯合別的力量來保存和擴張自己的實力，這樣，袁、黎兩人很容易就走到了一塊。走到一塊的標誌，就是彼此幫忙地幹了一票屠殺共和元勳的好戲，這也是袁世凱分化消滅革命力量的好機會。事實上，張振武案後，同盟會革去黎元洪本會協理，並除名，袁世凱與同盟會斷絕關係，這一局麵正是袁世凱所渴望的。
對於黎元洪來講，他並不想背負屠殺功臣的罪名，他需要假借袁世凱之手，以減輕自己的罪名；對於袁世凱來說，他也不想因為自己不便言說的目的而屠殺元勳，授人以柄。為了兩人能從幹這一票中分別獲益，最好的辦法就是黎元洪乞請，袁世凱下手，兩人都擔一點責，又似乎誰都不擔責，將張振武除掉，讓張振武背後的力量一下子麵對的不是一股力量，而是兩大股力量，而產生難以匹敵的無奈。
張振武背後的力量是什麼呢？看起來好像是同盟會，但正如前麵所講，自民社成立以後，就預示著張振武與同盟會分道揚鑣了，至少從感情上已經很難贏得同盟會的支持。這個我們可以從張被殺之後孫中山的態度中看得出，他說“張振武一案，實迫於黎之急電，不能不照辦”。仿佛是袁世凱的代言人。及至宋教仁被暗殺，悍然發動革命，簡直判若兩人，足見張振武這個前同盟會會員在會員中的情感地位之低。
張振武另外一個支持力量應該是共和黨，因為民社是共和黨的小派係，但共和黨總體而言是擁戴袁、黎的，他們支持袁世凱對付革命黨，怎麼可能轉而站在張振武的這邊呢？實際上，真正力挺張振武的就是民社那些人，或者說民社中的少數人。
因此，我們看到，8月18日，張伯烈領銜向參議院提出了《質問政府槍殺武昌起義首領張振武案》，控袁、黎“口銜刑憲，意為生殺”。參議院例外地討論了三天，同盟會、共和黨都共同譴責政府，甚至袁、黎違背約法，破壞共和。貌似一場同心協力式的戰鬥，其實是各打各的算盤，張振武隻是他們可以利用的機會。民社是共和黨的小派係，在參議院上為張振武說話似乎理所當然，但他們也就彈劾到政府為止，是不會推翻袁世凱的。同盟會呢，別看個別同盟會議員言辭激烈，但並非真的為張振武申冤，而是想將政府內閣推倒，讓同盟會一黨來組閣，當然也並非真的想推翻袁世凱，更何況也推翻不了。因此，鬧騰了三天，根本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作為真凶的袁世凱已經逍遙法外，而作為袁世凱的幫凶，袁世凱會讓黎元洪吃虧嗎？不會，他幫黎元洪這個忙，隻讓黎元洪死心塌地地站到自己這一邊來，壯大自己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