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網絡具有虛擬性，五毛黨的身份看起來像是普通網民，很容易給人一種代表了普通民眾的真實想法和心聲，誤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民意。不明真相的人確實容易受到人多勢眾、眾口一詞的話場影響，幹擾自己對事物的判斷，會跟在五毛黨後麵一起叫喊，營造出一種公共輿論，這就達到了雇用者的目的。
看起來，五毛黨像是網絡時代的產物，其實不然，它在前網絡時代早就有了。最近，我在讀中國近代史發現，民國初年就出現過政客為政治私利雇用五毛黨偽造民意的事。隻不過，那個時候，被雇用的人不叫五毛黨，而叫“公民團”——這名字即便現在聽起來都挺有民意含量的。
1917年“一戰”期間，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總統府和國務院）之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尤其在對德宣戰這個問題上，充滿了火藥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個外交問題，是國家利益的權衡，其實是兩人爭權的表現，兩人都想大權獨攬。
黎元洪認為，“大總統有宣戰媾和的特權”，而段祺瑞則認為，“總統雖有特權，責任則在內閣。總統既不對國會負責，又可以推翻內閣的決議案，這樣的總統就像專製皇帝一樣”！——總統既有特權，他這個內閣就沒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誰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爭贏了，就表明誰一步步地抓得了話語權。
但是在對德宣戰這個問題上，段祺瑞不僅遇到來自黎總統的阻力，還遇到來自國會的阻力，國會並不認可參戰案。5月7日，對德宣戰案提交到國會，5月8日，國會開會討論，沒能形成統一意見。為了爭權獲勝，段祺瑞就想出了一個雇用五毛黨，組成“公民團”，假造民意，包圍國會，脅迫通過對德宣戰案的法子。
當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陸海軍人代表”、“北京政學商界”、“北京市民”等遊行隊伍，他們手持白旗，從四麵八方聚集到國會附近，人數有2000多，看見議員走過，就把各種各樣的“請願書”和“警告”傳單塞過去，如果議員拒絕接受，“公民”就把他們拉下車來進行毆打。“公民團”威脅國會，並提出三項意見：一是要求國會當天通過對德宣戰案；二是國會如果不通過，就要求解散國會；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國會，公民將自動搗毀國會。總之，不達要求，他們就對國會和議員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據說，那些搖旗呐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裏的軍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和失業遊民。這種五毛黨，已經不隻是像現在網絡上的五毛黨發帖、罵陣、叫好，而是嘴巴和四肢並用，流氓氣概十足。
因為這些五毛黨是段祺瑞一手導演的，所以國會外維持秩序的警察與他們相處融洽，並沒有驅散他們；相反，國會工友從外購買食物回來，準備給議員食用，就被五毛黨團團圍住，搶奪一空。
“公民團”包圍國會的問題一直僵持到晚上9點，對德宣戰案遲遲未獲通過，有一些“公民”開始向議院內投擲磚瓦，恫嚇議員接受他們的要求。不料一塊飛石擊中了跑來國會采訪的日本聯合通訊社記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這才命令警察驅散“公民團”，那些他自己請來的五毛黨，辛苦了一遭，竟連五毛錢都不舍得打發。
我這樣說是有事實根據的，當時北京的《醒華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這名讀者自稱就是當天圍攻國會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這封讀者來信裏暴露了當天的醜劇：“鄙人來京謀事未遂。前日由同鄉合肥人陸軍部秘書譚君毅甫介紹加入公民請願團，當時言定自12點鍾起，隨大家包圍議院，每點鍾給大洋5角，散時立付。並雲，將名冊造成具報總理（段祺瑞時任總理）以後，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時而往。站至（晚）8點半始去，並被軍警擊一槍托。當晚往尋譚先生領取公費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譚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譚先生避而不見麵，由一少年出見，大言恐嚇。並雲：此事鬧糟，總理不肯認賬，恐怕要辦凶手，囑令閉門不出，不許再提此事。鄙人忿極，為此特請登出，俾知譚之欺人手段。”（按：5角錢一點鍾是高等“公民”的報酬。站了數小時，又饑又累，竟連五毛錢也領不到，比起現在的五毛黨，在電腦前敲敲鍵盤，動動鼠標就來錢差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