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之所以是一個政治浪漫主義者，除了與他個人性格有關外，也與他長期生活在國外，對中國的諸多實際情況知之甚少有關。這證明了一個不錯的道理：人一無知，就容易浪漫。
辛亥革命前，孫長達17年多的時間，沒有踏進過中國的內地。孫中山13歲離開中國去了檀香山，至1911年年末歸國，在32年的歲月裏，有30年不在中國，能對中國有多少切身體會式的了解？從孫中山的成長經曆來看，他是一個在西式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人，思想上較為西化，相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他的思想也更為超前。單就孫中山最早建立革命組織，並且希冀建立共和政府而言，他顯然是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再加上在革命期間，為了宣傳革命，為了拉革命的讚助，他遊曆世界各國，了解和欣賞西方政治製度，而對落後的中國製度更有迫切革新的強烈願望，有時候口號喊得比較大，理想定得比較高，經常會脫離中國實際，難免落人笑話。
美國報紙刊載的一幅漫畫，孫中山從歐洲趕回中國。
與孫中山不同，袁世凱是一個久居官場的老官僚，他並不是一個科考出身的人，而是從最基層的一個小小幕僚做到一國總理大臣、總統，長期處在權力的核心，對中國的現實情況，他遠比沒有在中國官場混過的孫中山認識得清楚透徹，頭腦清醒客觀，對中國的政治社會運作，以及做一件事有多難，需要什麼條件，也遠比孫中山心中有數。因此，在那次密談中，袁表麵上恭維孫中山的實業救國夢，心裏當然知道政府的家底，知道修鐵路的難處，自己就是練兵出身的，更知道10年時間練百萬精兵是個什麼概念，需人才物力，不是喊口號就喊出百萬精兵的。
一比較就可看出，袁世凱是一個嫻熟的技術官僚，做任何事情都步步為營，勝算很大才會做，否則不會輕易出手，這可以從他在政治上的一係列作為中窺見一斑，尤其是南北議和過程中的老謀深算表現得淋漓盡致，最後所有他所期望的都水到渠成而來，成為最大的贏家。雖然，我們會對袁世凱稱帝這一行為詬病太過衝動，但從他小心而謹慎的操作來看，每一步都是相當縝密的。最終的失敗，不在於他的操作不夠老到縝密，而在於複辟的社會土壤一去不複返，他幹了一件開曆史倒車的事，而不是他謀劃得不夠周詳，缺少政治家的手腕。
而孫中山是一個政治浪漫主義者。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浪漫主義者，體現最為集中的，就是他認為西方很多東西都比中國好，我們應該拿來為我所用；他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比中國的專製政治好，所以極力要在中國實現之，並為之勾畫宏圖，但條件是否成熟，如何具體操作，缺少政治操作經驗，夾雜著很多天真浪漫的想法，最後，說出來的東西就變成了吹牛皮。
對於袁世凱這些有豐富政治經驗的政治家來說，像孫中山這樣吹牛皮，或者叫陳義甚高吧，或者有點掉書袋的樣子，在袁的眼裏會是個什麼樣子？或許就是食洋不化的激進西化派，完全不顧中國的條件，純粹以西方的價值尺度批判現實，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以為按照“國際慣例”去搞，就可以解決中國複雜的問題，在袁世凱看來，不是太過浪漫的事嗎？
不光是袁世凱這樣的中國官僚不太信任孫中山這樣的政治浪漫主義者，就連西方國家，對孫中山的政治浪漫主義，也未必報之以非常的信任。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孫中山為了解決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向列強貸款，一分錢也貸不到，而袁世凱開口向六國銀行團貸款，卻輕易貸到了。這就是很好的說明，因為，在那個時候，誰有錢，誰就有軍餉調集軍隊作戰，誰就掌握著主動權。無奈之下的孫中山才會說，“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相反，袁世凱得到了列強較為一致的看好。當時的美國法學權威古德諾在袁世凱與國民黨的鬥爭中，明顯地偏袒袁世凱，稱其“有膽識有魄力”，“對中國大局有認識”，認為中國不論采取何種政體，袁世凱“必能操縱駕禦之”。同時，他也承認袁對現代民主政治缺乏了解，“不知內閣製與總統製的分別”。他將政局動蕩、戰爭重起的罪過歸咎於南方國民黨革命勢力，稱“二次革命”為“南方那些愚蠢的人所起的叛亂”。可見，孫中山在他眼裏是何等形象。
前麵講到，相對於袁世凱，孫中山沒有當過官，沒有中國的實際政治操作經驗，對中國政治生態和社會現實多少有點無知之嫌，同時，他又有一腔政治理想和政治熱情，特別容易滑向浪漫主義，在遇到現實矛盾時，不能很好地權衡輕重利弊，采取最佳的策略，在與老奸巨滑的袁世凱鬥法中敗下陣來，其中“二次革命”是不能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