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案充分暴露出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浪漫主義者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軟肋。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段影響深遠的曆史疑案。現在暫且不論宋教仁被剌是不是袁世凱指使殺手所幹，當時孫中山最好的鬥爭方式，應該以法律武器為主，以戰爭壓力為輔。因為，當時司法雖然不是很健全，但相對獨立，上海地方檢察廳甚至發出傳票，要求北京地方檢察廳協助將犯罪嫌疑人國務總理趙秉鈞及其秘書“解送”到上海審問，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破天荒的事情。
當時，民間力量還算強大，各地商會、教育會等民間組織和各界領袖都是不可小視的力量，並不是袁世凱隨隨便便就可以得罪的。當時的報刊輿論監督也相當獨立有力，敢於直截了當指摘當局。社會各界認為，既然現在是搞民主共和，民主共和的重要基礎是法治，一切問題當然要放在法律內解決。宋教仁案用法律的辦法來解決，正可以檢驗民主共和的法治含金量嘛。國民黨內部的要員，如黃興也力主依法律解決，這就形成了共識。
退一步講，就算宋案不能通過司法途徑得到較好的解決，但這個案子始終會給袁一個壓力，國民黨在今後的政治、議會鬥爭中，這是塊好牌，一個資本，這樣的資本積多了，隻會對國民黨有利，以製約袁世凱。至為關鍵的是，這一事件讓國民黨贏得民意，既然要搞民主，民意就是武器，國民黨應該珍惜這個民意武器。
但是，孫中山畢竟是一個缺少實際政治經驗的政治浪漫主義者，他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有半點汙點而變成了一個好鬥的公雞。為了捍衛共和的根基，堅持民權的理念，孫中山在毫無勝算的情況下決定武力討袁，於1913年7月悍然發動了“二次革命”。革命的失敗早已注定，倉促上陣的武力解決很快被袁世凱鎮壓了，孫中山再次亡命日本。國內國民黨被袁世凱清算，袁一步步加緊集權，一個極可能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政治力量國民黨，終因孫中山的浪漫主義跌入穀底，更為嚴重的影響是，袁世凱失去了這個最大的製衡力量，為開曆史倒車提供了條件。
其實，孫中山也為修鐵路的吹牛皮交了“學費”，袁派孫中山去修築鐵路，委以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之職，是投其所好，順便安置，等到翻臉不認人時，就清查鐵道公司的賬目，自然是發現鐵道一寸未建，而公帑卻花掉了百十萬兩，於是袁世凱要下令通緝“貪汙犯”孫中山，這真是玩的欲擒故縱，孫中山就這樣被袁世凱給套牢。
遺憾的是，孫中山在總結經驗教訓時，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政治浪漫主義致禍（政治浪漫主義者是很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的），而是把原因歸結為國民黨內部各自為政，紀律鬆懈。為此，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新黨章為了求得黨的意誌統一，要求黨員入黨必須按手印，宣誓服從總理，並且將黨員按入黨時間分成等級，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時流亡日本的國民黨黨員對此極為反對，原同盟會中重要人物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等都沒有加入。孫黃最終以決裂收場，黃興出走美國。
從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孫中山身上那種政治浪漫主義何其濃烈。他認為他所做的事情是高尚而偉大的，是好的對的，他就會為此而做出不切實際、不計代價的努力，“苟可以達其目的，即犧牲全國而不恤”。浪漫主義有時顯得尤為悲壯，有一種悲壯美，政治浪漫主義尤其如此，它是以浪漫為底色的政治美學，對悲壯甚至有一種迷戀，然而，這種迷戀是以生命的血色作為背景的。
政治浪漫主義者因為浪漫而忘記了很重要的一點，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需要理性而非浪漫，需要技術而非口號，需要耐心而非狂熱。簡單地說，民主政治更像是一項技術活，需要一點點去改進，一點點去調適，不可能靠急功近利搞得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都不是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總是經過反複操練，才逐步走向正軌。而政治浪漫主義是激進的，它認為漸進的改革是保守的，保守是反動的，是必須要推倒的，在一種美好理想的招引下，激情澎湃，高歌猛進，得到的結果卻總是與他們的期望距離甚遠，甚至相反。因此，與其說民主需要政治浪漫主義，不如說民主最害怕政治浪漫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