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政治浪漫主義的影響下，情緒而非理智地發動了“二次革命”，打亂了剛剛開局的民主政治，這個錯誤影響全局，開了以武力為政爭的先河，讓軍閥們很快就現學現用了。曾為同盟會會員的學者梁漱溟，1922年1月，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直接批評孫中山開出的壞慣例：“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麵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麵……至於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後，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地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
這不可不謂總結得十分深刻，但沒有觸及孫中山身上根深蒂固的政治浪漫主義。那就是，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本身追求美好的理想——民主共和，但是，使用的手段本身不夠民主——不是通過辯論或訴諸法律，而是用暴力的方式來解決自己與政敵的分歧，最終達不到浪漫的彼岸。
政治浪漫主義是驅之不去的政治鬼魅。
現在，我們都知道，孫中山式的政治浪漫主義有諸多不可取之處。或者講，一個在生活中喜歡吹牛皮的人是大不招信任的，然而，有趣的是，在我們這片土地上，孫中山這樣的“大炮”是吃香的，孫中山放的大炮也是香的，這就是非常值得反思的。這樣的反思並不是否定孫中山的曆史功績，而是反思為什麼人們需要“大炮”，在我們這片土地上，政治浪漫主義為何能吃香？
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對人事判斷的一個傳統，即不管事情結果如何，首先審查一個人做事的動機，如果動機純良，道德上就有了優越性，無論手段如何惡劣，也無論結果多麼糟糕，似乎就可以原諒大半，甚至忽略不計。即隻要出發點好，做錯了事也是好人。孫中山的所作所為似乎特別符合這一點，他雖然使用了很不該使用的一些手段，造成了曆史的惡果，但是，因為他的出發點是純良的、赤誠的，道德上比較靠譜，一切都被原諒了，都既往不咎了。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本身就崇尚浪漫，缺乏理性精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喜歡以天下為己任的救世主義，一開口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總想為人類勾畫一幅宏偉的理想藍圖，並以此號召民眾不顧一切地去實現，甚至為了畢其功於一役，不惜破壞一切秩序。
在這一點上，中國人跟法國人較為相似，與英國人截然不同。法國人崇尚浪漫激情，不太喜歡枯燥煩瑣，與此相反，英國人相當務實理智，願意從事瑣屑平凡的工作，在具體實務中去建功立業。與此相應，法國民主進程伴隨著血雨腥風，一波三折，而英國人很平穩地實現了政治的現代化轉型。對於兩者，我們中國人往往欣賞法國人的浪漫激情，而把英國的務實理智稱為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