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君保平是未曾謀麵的朋友，剛剛出了本議論憤青現象的書《打撈中國憤青》，現在又看到了這本即將出版的書稿。前幾日，廖君來過電話，為新寫的書托序。我其實不習慣把自己的文字放在別人著述的前頭，以免佛頭著糞。但，廖君固請，難以卻情。
這是一本專門為辛亥百年寫的書，作者是一個評論人，書的撰寫也是評論體。當然，書中亦有敘事，體例上屬於夾敘夾議，兼之作者文筆流暢，這就使該書讀得比較暢快。辛亥革命是個大題目，又正逢起事一百年。這是個整日子，台海兩邊看起來都有大操辦之勢。不過既然紀念，那當然不缺頌聲盈耳。但麵對這樣一個曆史大事件，要想獲得真正的認識，僅靠歌頌，當然不能得其麵目。該書的寫作，就是把一個作者眼中的辛亥呈現在我們麵前，同時，作者還想呈現給我們的，是他自己對該革命的看法。事實隻有一個，看法卻有多種。不以主流的看法為看法，是該書的一個看點，其重要性顯然超過它對辛亥的敘事。套話地說，該書對辛亥革命的看法，既非一味肯定，亦非一味否定；而是在分析與闡釋中努力呈現辛亥革命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同樣延伸在對辛亥領袖孫中山的評價上。作者筆下的孫文，當然是正麵形象，但其負麵性亦不為其隱晦，而且用筆恰如其分，也比較得力。這是一種有側重但又不失公允的曆史態度。
一本好看的書，僅僅態度公允還欠夠。既然是對一個曆史大事件的評論，還需要跟上相當的曆史把握能力和闡釋能力。就我讀及的部分，我覺得作者做得不錯。它不局限於傳統史學對辛亥革命的評價，而是力圖擺脫其影響，並以新的視界而評論。比如，談及辛亥革命，就避免不了這場革命的性質。這在近代史的研究上早有定評，即它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作者就這一問題拉開專章，我當然同意他的論述。但也覺得該問題其實是一個偽問題，它來自那種一切俱由階級定性的教條主義史學。在這個意義上，駁斥它等於抬舉它，更好的辦法未必不是無視它，讓它廢在那裏而不論。
如果辛亥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那麼它是一場什麼革命呢？作者是在政治現代化的意義上肯定了它，這沒錯（當然也指出了它的失敗之處）。但，對這場共和性質的革命，我在較為滿意地讀到我所認同的許多表述時，也生出一些遺憾，即如果作者有一些較為深入的西方政治學知識，將會更有助於自己對這場革命的穿透，而且還會更新現在的論述框架。比如，清皇權是專製的，辛亥革命是共和（民主）的。因此，共和民主就和專製對立起來，而革命就是解決此一問題，盡管它沒有成功。作者基本是按這條思路論述的，但這條思路本身就有問題。在西方古典政治學語境中，甚至從亞裏士多德起，民主本身並非專製的對立麵，它自己也完全可能是專製的。亞氏之後，不少歐美學者亦多有這些方麵的思路與表述，而且還有效地影響了清末那批人。清末立憲派的梁啟超就很好地吸納了西方這一路下來的思想，他之所以反對同盟會的共和革命，就在於他認為暴力革命之後，很容易出現“共和的專製”或“民主的專製”（那個時代，共和與民主同義）。
梁啟超這一思想可以說中斷了一個世紀，顯然，作者在重回當年的曆史語境中，似乎也沒有充分注意梁任公這方麵的意見。書中雖有專門談論立憲派的章節，在我看來，談論本身不僅沒有知識上的問題，甚至不時出彩。隻是作者如果能夠認識到梁任公他們對付專製的辦法和同盟會不同在哪裏，哪一種方式更能切中專製的要害，解決專製的問題，同時又能避免革命帶來的戰亂，也就是說，如果在立憲派和革命黨之間，有了這些比較性的論述，曆史的得失將會更加清楚。作為讀者，我想我也會更加滿意。
不過，我這裏有些苛求作者了。以上問題為我所關注，但不知我是否有權要求作者對我關注的問題同樣關注。畢竟辛亥革命涉及當時曆史的方方麵麵，作者不可能對所有的方麵等量齊觀。但，以上我所涉及的問題至少在我看來，又絕非一個小問題；因此，我不妨把最近我寫的《走向“共和”，還是走向“立憲”》稿放在下麵作為附錄，供有興趣的讀者一閱。它是比較清末立憲派和革命黨解決清朝專製的兩種不同方式和路徑。姑且借該書幾頁紙，讓它作為廖著談論辛亥的一個補充。
前兩年，有過一部國產電視劇叫《走向共和》，我沒看，聽說很叫座。但它命途多蹇，就像劇中它所反映的對象一樣。百年共和之路，以血瀝成，以頭顱鋪就。結果如何？1913年共和僅兩年，當時參與武昌起事的功勳之一蔡濟成，在《書憤》中悲愴沉痛：“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殊不料蔡氏一語成讖，又豈非1913。回首百年，辛亥革命，終結帝製，成就共和；但沒有終結專製，反而開啟了一個新的專製即“共和專製”的時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起事的先驅們，除了反滿，反專製也是他們的訴求之一。假如一場革命隻是以一種專製換取另一種專製，甚至是更大的專製，那麼，後人不禁要問，革命何為，莫非僅僅是為了奪取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