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是20世紀初元，也是清王朝曆史上的一個拐點。經由拳亂，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剩下的問題僅僅是如何終結。但，如何終結這氣數散盡的清王朝，當時有兩種不同的力量和主張。一個是清末立憲派，以梁啟超梁任公為代表，一個是革命派，以同盟會孫中山為代表。如果同盟會的路徑是“走向共和”，梁啟超的路徑則是“走向立憲”。不同在於，同盟會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奪取政權，將中華國體從“君主”改為“民主”（共和）。而梁任公則反對暴力革命，他不是推翻清而是改造清，即用立憲的方式限製君權乃至虛化君權。梁氏的落點不在國體在政體。國鼎所在，可以不問，此即國家政權在君主之手還是在民主之手，可以按照傳統來選擇，最好不要用顛覆式的革命去改變，否則天下大亂。但，和國體相對應的政體，卻不可不問，它直接關係政權的性質是立憲還是專製。要而言之，如果這個政權有憲法支撐並受其製約，即為立憲政體。如果它沒有憲法或不受其限製則為專製政體。立憲派如其所名，它的政治努力不是推翻清王朝，而是要對它做立憲主義的政改。這裏的意思其實就是，大清在國體上不是不可以保留（這就是“保皇派”惡名的來曆），但清政權本身，必須從專製走向立憲。
和暴力革命相比，立憲派走的是一條不革命的革命之路。它要革的不是清人的命，而是秦漢以來兩千年皇權專製的命。就20世紀這兩種革命而言，一種是革人的命，結果革來革去，人頭紛紛落地，但製度依然，哪怕它有共和的名頭。還有一種是任公式的革命，它不革人頭革製度，不主張流血，至少不煽動別人去流血。這兩種革命在20世紀之初即開始較量，誰勝誰負，將引導一個世紀的曆史。但革命派最終用民族主義說服並吸引了當時的熱血青年（1949年以前的中國，誰抓住了青年誰就抓住了曆史），於是有辛亥起事，於是有中華民國。國體完勝，但政體依舊，以致1916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這樣表示：“吾人於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製政治之痛苦。”但，這已經不是君主專製而是共和專製了。百年曆史，我們在不斷走向共和的同時從來沒有脫離專製。至於憲政，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正如此前我們離它越來越近，之後我們離它卻越來越遠。
比較辛亥前立憲派和共和派兩種不同的政治預案，其體製資源無不來自西方，但它們取法的國家對象卻顯然不同。如果說20世紀10年代及以後，擺在我們麵前的選擇是英美或是蘇俄；那麼，20世紀零幾年，亦即世紀之初擺在國人麵前的第一次選擇，卻是英或是美（俄因其是一個老大的專製政體則成為國人反麵選擇的對象）。同盟會以美利堅為樣板，正如立憲派取法的是英吉利。美國是共和體製，成立於獨立戰爭之後，它激勵了同盟會的熱情，也想以戰爭的方式驅逐滿人，成立一個漢人主宰的民主共和國。立憲派不然，它反對同盟會盲目學美，主張走英倫道路，先君主立憲，然後在憲政框架下逐步共和。這並非因為英國好而美國不好，而是美國太貴，中國一時學不起。畢竟中英兩國較之中美兩國無論在國情上還是曆史上都要更切近。
中國是一個比英倫有著更悠久曆史的君主傳統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搞共和，不但容易導致社會失序和混亂，最後仍不免出現新的專製或專製複辟。1640年英國革命，克倫威爾推翻帝製，成立共和。但這位議員出身的將領當上護國主之後，居然動手解散議會，以行使他自己的共和專製（這很像後來袁世凱當上總統也把國會取締）。克倫威爾死後，帝製複辟。議會麵臨專製君主詹姆斯二世時，不是像前次一樣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而是暗地從荷蘭請來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出兵趕走老君王。趕走之後，不再選擇共和，而是選擇虛君立憲。在擁立威廉為新君的同時，條件就是他必須接受由議會向他提出的包括立法權、征稅權、選舉權等在內的《權利法案》。該法案極大地限製了威廉作為君主的權力，使他成為一個虛君。君而不虛的地方在於保持其王室，讓它成為一個具有穩定社會秩序意義的象征。因此，經由1688年不流血的“光榮革命”，英倫三島國體不變，還是維持君主製；但在政體上卻完成了人類有史以來從專製到立憲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