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之下，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的政治知識以及政治眼光要比同盟會好得多。英倫的例子曆曆在目，它的共和彎路，也是一種警醒。盡管習慣上被稱為美國革命的獨立戰爭，使得美國走上與英國不同的共和之路；但梁啟超很清楚，美國很難成為中國模仿的對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原來就沒有君主和君主傳統，因地製宜，美國人無以立君，也不必立君。更兼美國自移民以來，就開始自治。用杜威的話說：“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便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這是一個一百多年來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治傳統，何況更有英格蘭的移民背景，所以他們可以共和。中國不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製，不但缺乏這種政俗，而且即使就清末論，民智不開，全國人口四萬萬，隻有四萬人認字，平均一萬人當中隻有一個識字人。國家層麵上的共和與民主，亟需公共領域中的相關知識，從當時的民智情形看，中國實在不具備實現美式共和的資格。
就英美之別，同盟會曾經這樣指責立憲派，聲稱美國共和製度後起於英國虛君立憲，因而是新的和好的。但在梁任公看來，政治製度，無論虛君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沒有好不好，隻有合適不合適。就此，立憲派經常援引的例子是法蘭西，當然這是一個反麵之例。法國革命是繼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之後又一次具有世界影響的大革命。由於法國和英國一樣，也是一個有著君主傳統的國家，因此在立憲派眼裏，它應該學國體與之相近的英國，走虛君立憲的路。但，法國革命無視自己的傳統，效法美國，以共和為國體，結果釀成禍亂，君主專製變成了共和專製，而且共和也成了亂源。1902年，康有為在寫給北美華商的一封信中指出：“法倡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而所言革命民權之人，旋即以自身為君主而行其壓製。”1906年在《法國大革命記》中又申言：“合數十萬革命軍之流血，以成就一羅伯卑爾之專製民主，合數千萬良人之流血，以複歸於一拿破侖之專製君主。”至於在中國像法蘭西那樣搞共和革命，康有為擔心的是“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國人一切舉動益不自由耳”。康梁言論，多在辛亥革命之前；但這些言論的預言所指，卻不獨一個辛亥，而是整個20世紀前半期。
辛亥革命時期，一位美國傳教士（湯姆森）正在中國，1914年，他在英國出版了他對中國的觀察，書名為《革命的中國》。這本書開篇的第一句話：“在最古老的專製國家建立共和政體，這是難以想象的，但它出現了。這就要求黃種人要像白種人一樣思考，而這從未有過，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過。”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正如日本是亞洲第一個立憲國。日本不搞共和是遵從自己這個民族的皇室傳統，共和無疑會帶來持續的國家動蕩。持這種看法的並非僅僅是這位傳教士，他在書中寫道：“就在孫中山被任命為臨時大總統的當天，《紐約觀察》（1911年12月30日）就尖刻指出中國目前還不能、不該也不具備條件建立共和政府，並且指出‘美國應該支持君主立憲才能獲得最大利益’。”美國人當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他們的觀察不能說沒有見地。還是1903年，梁啟超就在《新民叢報》上介紹過法國《烏合之眾》的作者勒龐關於國民心理的研究。
也是這位勒龐，1913年出版了研究法國大革命的《革命心理學》，針對遠東中國剛剛發生兩年的共和革命，勒龐預言：“中國不久會發現，一個失去了漫長曆史給它披上的盔甲的社會，等待著它的是怎樣的命運。在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態之後，它必然會建立一個政權，它的專製程度將會比它所推翻的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勒龐之前同樣也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托克維爾，他的論述對他身後發生的中國革命同樣具有準確的針對性：“一個國家，如果它原來是個人集權管理，並且習俗和法律也都接受這種管理，而現在它想建立類似於美國的民主共和製度，那麼我毫不猶豫地說，在這種共和專製下，會比歐洲任何一個完整的君主製更難以忍受。對此，我們可以在亞洲尋找可比照的東西。”在他看來，“專製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製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立憲派，尤其是立憲派當中的梁啟超，就是中國的托克維爾，盡管他沒有讀過托克維爾的一個字。在《開明專製論》中，梁任公指出：“凡因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前者說的是美國，後者說的是法國，真正要提醒的，當然還是中國。革命是暴動，梁任公擔心：“承此大暴動之後，以激烈之黨爭，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會勢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非但如此，以革命的方式爭共和，由此導出的，不免是強人性質的共和專製或民主專製。就後者言，任公的表述是：“民主專製政體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傑，先假軍隊之力，以攬收一國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