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權既得，進而“求法律上之名義，即國民普通投票之選舉是也。彼篡奪者既已於實際掌握國權，必盡全力以求得選。而當此全社會渴望救濟之頃，萬眾之視線，鹹集於彼之一身。故常以可驚之大多數，歡迎此篡奪者。而芸芸億眾不惜舉其血淚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諸其手也”。其結果，“此篡奪者之名，無論為大統領，為帝王，而其實必出於專製”。此時，盡管在形式上，民主專製也可以有議院，當然也可以叫別的名字，比如國大、人大；但比較之下，“此等議院，其權能遠在立憲君主國議院之下”。因為“民主專製政體之議院，伴食之議院也。其議院之自由，則貓口之鼠之自由也”。這是梁任公1905年發出的聲音，我們可以掂量一下這種聲音的曆史穿透力。
就20世紀的曆史經驗看，革命從來沒有解決也無以解決專製問題。伴隨一起起革命的，是一起起的專製。武昌起事是百年革命的肇始，因為立憲派的讚助，它本身倒沒流多少血（除了漢口和南京），幾乎就是一場顏色革命。但，不幸在於，它打開了20世紀潘多拉的魔盒，伴隨革命放飛出來的是持續的內戰、禍患、災難和無數平民的死亡以及最後形成的新的專製，唯獨憲政被留在了盒底。當然，當時的革命派並非不要憲政，但，他們的持論是“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這是1905和1906年間，他們和立憲派爭論的一個標題。同樣，立憲派也並非不要共和，他們的路徑是先立憲後共和，而且是在君主的框架下。於是，“走向共和”還是“走向立憲”，更具體化為立憲與共和之間的價值排序。那麼，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到底是共和優先，還是立憲優先，百年過後，曆史雖然定局；但，作為後人，回審那段故實，我不得不說，君主立憲易，共和立憲難。
當政權握在君主之手時，共和或民主，即意味奪權。一邊誌在必奪，一邊絕不會揖讓，革命於是發生。那麼，當革命蘸著血滴成功後，是否可以立憲呢？請看，由同盟會/國民黨自己推出的時間表：軍政→訓政→憲政，原來憲政是用來壓箱底的。既然憲政之前要訓政，那麼，當年梁啟超他們的開明專製，不就是訓政嗎？君主立憲本身不也就是共和之前的訓政嗎？清末訓政的成績，在哪一方麵又比後來的國民黨差。可見，別的都在其次，革命就是要奪權，共和民主雲雲，名義而已。然而，奪權容易限權難，這是普世規律。在政治學的範疇內，共和（民主）如果是一個權力概念，憲政則是一個限製權力的概念（正如劉軍寧先生說：憲政即限政）。革命的訴求既然是權力本身，等到它獲得權力，讓它反過來限製自己，真也戛戛乎其難哉。清末立憲從民間到朝廷，走到1910，十年生聚，十年蓄勢，遂形成高潮。
但，民初以後這個高潮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原因何在，畢竟對付袁世凱要比對付宣統，難度大得多。此中有一問題，就是“勢”，勢即力。1900年後，清廷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皇權低落，紳權漸長，雙方逐漸往均勢靠。這是立憲的最佳時機，事實上，清末立憲那些年，基本上是士紳出身的立憲派帶著清廷往前走。民初不然，同盟會勢力不敵袁世凱，不得已把政權交了出去。但袁是一個梟雄，立憲派能對付清廷的辦法，到袁那裏就不管用，雙方勢不均衡。一個很顯然的例子，清廷已經沒有能力解散資政院，但袁世凱卻能一手取締國會。國會不在，還有什麼分權意義上的憲政可言？由此可見，一個政權，其勢力是上坡路還是下坡路，對立憲來說，命運大不一樣。當這個體製衰落時，與其革命，不如立憲。看起來是妥協，其實是智慧。等到革命後，另一個政權起來，並且正在往上走，這時立憲的難度就很大，以至無能。
1905年年底，為革命與立憲，梁啟超與同盟會激辯，他越來越意識到，同盟會在共和革命的口號下，推行的其實是以漢覆滿的“種族革命”，而且帶有狹隘的複仇主義色彩。事實上，這正是當時同盟會吸引大批留日學生的地方。因此梁任公結撰長文《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他認為“種族革命者，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但，“人民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其與共和立憲製，無一毫因果之關係”。立憲派要解決的，不是滿人，而是專製；因此他們推崇非種族意義上的政治革命。在梁任公看來，“政治革命者，革專製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製或變為共和專製，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雖然民初共和，立憲也在進行，但這場政治革命注定遠難成功，事實上也沒有成功。問題不在別處，恰恰就在“共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