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人一直驕傲自己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是國人好名而且是好空名的表現。什麼叫共和？與君主相反，共和就是“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孫中山），正如以往君主隻是一個人做皇帝。當然，四萬萬人做皇帝是假的，隻有宣傳鼓動的作用；真正的作用則在於，共和可以“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在君主立憲的框架下，袁世凱連一個皇帝夢都不敢做，他信服滿清268年的天命，那是一種對他而言必須服從的“卡裏斯瑪”。但，在共和框架下，他就敢黃袍加身，稱帝登基。可以逆料，即使袁世凱登基十年，天下也不得安穩。同為清末八大總督出身的岑春煊就不會放過他，憑什麼你當皇帝？這就像袁世凱身後的政局，皖係在朝，直係不服；直係執柄，奉係作亂一樣。然而，北洋諸係一律出自清末，可是，為什麼清末是北洋軍，民初卻搖身一變為北洋軍閥？換言之，這些北洋首領，為什麼清末不亂民初亂？亂象之源非它，即在人人都可以當皇帝的“共和”。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這邊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那邊劉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於是，為了一個君位，中原逐鹿，天下紛爭；結果生靈塗炭，“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是秦末，也是清末。正是鑒於曆史教訓，任公起來反對共和革命。他料見到了革命後的一切：不僅專製，而且動亂。專製如果和清末一樣，動亂則為清末所未有；因而力主推行真正帶有政治革命性質但又可以避免流血的君主立憲。看起來是保皇，其實是保天下秩序。一個民族如果具有長期的君主傳統，君主就成了秩序的象征。過往皇帝換太子，看起來是私事，其實是天下事，所以臣子會拚命進諫。否則皇帝兒子多，今天你想當，明天我也想當，天下勢必不得平安。因此，嫡長子如果是一種秩序，以君位為統的皇室也是一種秩序。
這裏有一個細節，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那位白氏族長白稼軒聽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後不由惶惑：“沒有皇帝了，這日子咋過呢？”這樣一種心理並非虛構，就漫長的農業文明社會而言，實乃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理。因此，麵對已經有了兩千年曆史的皇統，可以改造這個秩序，哪怕脫胎換骨，但在形式上卻不要輕易推翻它。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所羅門的瓶子，革命就是把這個瓶子打開，革命後的共和就是這個瓶子已經打翻了的世界。北洋時期，群魔亂舞，比較之下，清末除了零散的會黨起事，並沒有北洋時代頻仍的割據與殺伐。不但文臣武將幾乎沒有叛清行為，民眾在整體上也沒有不服從這個秩序。如果對民眾而言，誰當皇帝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千萬不要因失序而生戰亂；那麼，20世紀前五十年，唯一沒有戰亂的年頭是哪個時代呢？恰恰是清末。
共和與立憲，都屬於政治現代化的範疇。專製君主的秩序，革命黨不容，立憲派也不容。但，分際在於，革命是“逐鹿”，乃至獵鹿；立憲則是把“鹿”給關起來。在立憲派那裏，君位，不是由我取代，而是為它打造一個籠子——憲政的籠子，請君入甕。這顯然是一種政治智慧：為避免革命導致社會動蕩，也為了杜絕王室傾覆後各路豪強問鼎。當然，立憲派的方略，雖在維持王室，卻要掏空它的權力，讓它南麵無為，僅僅成為秩序的象征。此即康有為的“保存君統而不保存君權”。辛亥槍響，康氏緊急表示：君主立憲，“雖有君主，不過虛位虛名而已，實則共和矣，可名曰虛君共和”。“虛君者無可為比，隻能比於冷廟之土偶而已。
名之曰皇帝，不過尊土木偶為神而已。”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為奇妙之暗共和法說》，用君主立憲來暗合革命黨的民主共和，康有為也算煞費苦心。是啊，表麵上看，君主立憲，權力還是在“君”手裏，民主共和則是把權力拿在“民”（自己）手裏。如果這是一筆權力生意，鼓吹哪一種做法更能迷惑當時的青年呢？所以說“迷惑”，蓋在於共和民主不過假象。不可能四萬萬人都做皇帝，做皇帝的隻有一個人。但這一個人此時卻假借了四萬萬人的名義，於是他就不叫“君主”叫“民主”。問題是，這樣的“民主”，誰還能給它立憲呢？它代表的可是四萬萬。從君主到民主，不難看到，權力雖然易主，但權力的性質未易，它還是專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