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力鐵
八屆十中全會後，在全國部分城鄉開展了“五反”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被統稱為“四清”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劉少奇傾注了很多的心血，真心真意想通過這一運動解決好幹部作風問題，但努力的結果卻是使人意想不到的。劉少奇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毛澤東卻認為他是“形‘左’而實右”，最終定下了要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的決心。劉少奇從“四清”運動的領導者最終成了它所導致的“文化大革命”的對象。
應該說，無論“形‘左’”還是“實右”，都是當時以“左”傾思想為標準得出的認識，本身是不科學的。但是，透過曆史的迷霧，這種不科學，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們黨的許多領導人既受“左”的思想影響，同時又努力堅持實事求是，在矛盾中探索的曲折過程。
一、劉少奇把“四清”作為解決幹群矛盾的新途徑
在我們黨就要取得全國勝利時，劉少奇曾經向有的同誌提出過這麼一個問題：“創業難呢，還是守成難呢？曆史上從來有這個問題。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麵，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一些。”
建國以後，劉少奇非常注意幹部作風問題。他多次指出：“同誌們應該記住，我們黨是掌握了全國政權的執政黨，許多黨員是國家政權的各級領導人。處於這種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滋長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事實上，這些脫離群眾的作風，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有些同誌身上，表現得相當嚴重。”還有就是：“有不少幹部，處處講究生活上的享受，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在不少幹部中間，那種擺排揚，鬧闊氣，假公濟私，明目張膽地揮霍人民財產的特殊化作風，在最近一個時期內有了滋長。”
針對實踐中反映出來的問題，劉少奇認為：“思想政治方麵，最大的問題就是共產黨和群眾的關係問題，就是共產黨和工人、農民、學生、解放軍戰士、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少數民族等七個方麵的問題。”“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更確切地說，是表現在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這個問題上，雖然有些矛盾問題不在領導方麵，但我們是在領導國家，站在領導的地位，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一切沒有辦好的事情，領導上都有責任。人民會來責問我們國家、黨、政府、經濟機關的領導人，而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負責任。因此人民群眾跟領導機關之間的矛盾，現在是突出地表現出來。”
正是出於這樣的認識，八屆十中全會後，劉少奇把這個問題和階級鬥爭聯係在一起，對解決幹部作風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
把執政黨的幹部作風和階級鬥爭聯係在一起，從認識上起源於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提出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要求“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個思想實際上成為建國後一段時間裏我們黨解決幹部作風問題的認識基礎。應該說這個認識本身是對的，問題隻是在於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不能簡單地用階級鬥爭來認識和處理幹部作風問題。八屆十中全會以前，劉少奇雖然一直非常關注並強調幹部作風問題，也把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上升到與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的原則高度。但他從總體上說，是把幹群之間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盡管是主要的）來認識和處理的，實際上沒有把幹部作風籠統地當作階級鬥爭來處理。從“七千人大會”上他的報告和講話中就可以看出，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講幹部作風問題，但在強調它的重要性時，主要又是從組織製度和個人品質來認識這一問題的。結合黨內的反傾向鬥爭，他仍然強調：“我們在黨內的具體鬥爭中，應該有什麼反什麼。”“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鬥爭。”
八屆十中全會，是劉少奇對這一問題認識的一個轉折。在毛澤東對他進行批評以後，他無保留地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在全會的最後一天，劉少奇作了一次講話。講話中，他首先表示讚成毛澤東的講話，認為兩條道路的問題還未最後解決，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未最後解決，要準備資本主義複辟，並對鄧子恢、彭德懷作了嚴厲的批判。最後他提出：“必須在黨內加強教育，加強社會主義教育，以便抵製各種各樣反動的思想，資產階級的思想。”在強調社會上的階級鬥爭，批判黨內持不同意見同誌的同時，把重點放在了幹部作風問題上。
盡管劉少奇沒有對如何抓階級鬥爭談具體意見，但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各地在傳達貫徹會議精神中，實際已經開始把抓階級鬥爭的重點放在解決幹部作風問題上。毛澤東會後到許多地方了解貫徹情況，抓了湖南和河北兩個講社會主義教育的典型。1963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又決定根據這兩個省的經驗，在農村開展以“清賬、清庫、清工、清財”這“四清”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開展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五反”運動。不久，毛澤東又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製定了“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此後，以城市“五反”和農村“四清”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部分城鄉正式開展起來。
開展“四清”運動並不是劉少奇的主張，八屆十中全會後一段時間，他的主要精力還放在經濟工作和國務活動方麵。杭州會議後，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他和陳毅一道，訪問了印尼、緬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國。訪問回國到昆明後，才看到“前十條”。但他對文件的內容是很讚成的。因為在杭州會議上，他就讚成毛澤東的意見，表示“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嚴重的鋪張浪費、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確實，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之後，特別是在三年困難中，工廠、農村都出現了許多不良的現象，一些幹部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多吃多占，貪汙腐化，加劇了困難，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劉少奇既然多次強調要認真解決這些問題，而且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也已經從階級鬥爭、反修防修的高度來重新認識解決這些問題的必要性，現在，問題隻是如何把這一認識和思想付之於實踐了。既然“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劉少奇也開始把“四清”運動作為一種解決幹群矛盾的新途徑，積極進行了自己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