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正禮
劉少奇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他在近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身上處處體現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具備的各種優良品格。本文試對其較為突出的政治品格作些探討。
一、剛正不阿，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堅持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三大靈魂之一而被載入中國共產黨史冊，這從理論上的理解和接受對每一位共產黨員來說都不難做到，然而，要在實踐中真正做到堅持實事求是，尤其是在黨的上級指導機關或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某些問題的認識產生錯誤的情況下，仍能敢於堅持實事求是並非易事。劉少奇同誌的政治品格在敢於堅持實事求是這一點上表現得非常突出。
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一些共產黨人由於對國民黨反動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的遺憾，加上共產國際指導思想的錯誤，因而在革命行動中產生了“左”傾盲動的情緒。“左”的指導思想很快占據了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盲目要求各地發動武裝暴動，在組織上則實行懲辦主義，動輒對黨員幹部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並給予紀律處分。1928年2月13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批評劉少奇：現在革命潮流是高漲的，“劉少奇的政治觀點似乎尚未完全改正，他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觀點，如不改正是大成問題的”。可就在會後的2月16日，當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人召集羅章龍、劉少奇等四同誌談話，征求他們對於黨的一般策略的意見，以備中共六大會議參考時，劉少奇不顧遭受“右傾”、“取消革命”等錯誤批評的危險，仍敢於向常委負責同誌提出：關於革命潮流是高漲還是低落，“依城市看來是低落的趨勢”；八七會議後，我們對各地暴動的群眾條件估計不足，“我們的暴動計劃應照群眾的力量來決定”，“對暴動的軍事計劃而以為是軍事投機，這是中央的錯誤認識”。
20世紀30年代初，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人尚不能很好地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往往唯共產國際指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意見是從。共產國際一些領導人也強烈要求世界各國共產黨人絕對服從其指揮，否則就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分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30年8月，劉少奇同誌率中國工會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後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赤色職工國際領導人根據當時德國職工運動的經驗，要求中國赤色工會在黃色工會裏建立赤色反對派，公開打出旗幟與黃色工會對抗。劉少奇認為中國情況與德國不同，黃色工會力量強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會力量弱小且不能合理存在，在黃色工會裏麵搞赤色反對派不現實也不可能，因此，不同意赤色職工國際領導人的辦法，而是主張中國赤色工會會員可以加入黃色工會，利用其合法存在來爭取工人群眾。劉的正確主張被赤色職工國際領導人斥之為“反決議”，並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盡管如此，劉少奇同誌仍根據中國職工運動的國情，書麵向赤色職工國際提出：在中國，當黃色工會群眾起來作經濟鬥爭時，我們總是提“組織工人自己的赤色工會”、“打倒黃色工會”等口號是錯誤的。中國赤色工會應與黃色工會的群眾建立統一戰線，“那種認為國民黨解散赤色工會我們就反對，解散黃色工會我們就不反對，是狹隘的宗派主義觀點”。劉少奇同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實事求是，尤其是敢於在莫斯科同赤色職工國際領導人的錯誤思想作堅決的鬥爭，這不僅在中共黨的曆史上不多見，而且在國際共運史上也是難能可貴的。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黨的“左”傾指導思想不斷得到發展，以至發動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運動。與此同時，毛澤東同誌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作風也不斷得到發展，全國出現了廣大人民，包括黨的高級領導人對毛澤東同誌盲目崇拜、把毛澤東講話神聖化的現象。這期間，劉少奇同誌與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也沒能完全擺脫“左”的束縛，在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一係列活動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左”傾。但與眾不同的是，一當劉少奇認識到黨、國家和自身工作中的錯誤，他就敢於立即承認錯誤，並努力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包括糾正毛澤東同誌的一些錯誤思想和做法。例如，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後，前車之鑒使得許多黨員幹部不敢講真話，保身遠禍之風盛行。對“三麵紅旗”的評價，因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幾乎無人敢去懷疑。1960年6月，劉少奇同誌經過視察，在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一些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大會上卻勇敢地提出：最近半年來，糧食、浮誇、非正常死亡等問題比較嚴重，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上因彭德懷問題一出就沒有討論下去，“敢想、敢說、敢做我們大提倡，報紙上也大登，實事求是這方麵就登得比較少……這些問題不糾正，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後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又進一步提出：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從全國來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還不止是三個指頭。造成目前經濟困難的原因，一方麵是由於自然災害，另一方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中的失誤，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甚至在會上大膽地提出了“三麵紅旗”暫作保留，待過幾年再作取舍的設想。這些講話令與會者耳目一新，促使全黨“朝著勇敢地正視現實，實事求是地認識大躍進以來實際工作和指導思想的錯誤，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又主持召開了二月的“西樓會議”和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我國國民經濟形勢已處於“非常時期”，因此，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大刀闊斧地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這兩次會議及其製定的國民經濟調整措施，30年後被薄一波同誌高度評價為“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
隨著“左”傾指導思想的發展，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也逐步升級。1964年9月，劉少奇在《答江渭清同誌的一封信》中卻勇敢地提出：“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並將信送呈毛澤東審閱修改。1966年5月，“左”傾指導思想的惡性發展，終於導致“文革”的發動，全國政治氣氛驟然緊張。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通知》時，陳伯達、康生等依仗毛澤東的支持，連郭沫若等提出對文件個別標點和用詞進行修改的建議都被一一否定。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同誌仍敢於仗義執言：“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製嗎？”“文革”開始後，劉少奇同誌遭到突如其來的攻擊，但他仍“非常實事求是”，“表示‘歡迎擺事實，講道理，批評多厲害都不怕’”，麵對種種造謠和汙蔑，平靜地堅信：“客觀的曆史事實是否定不了的！”充分體現出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主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