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見，劉少奇同誌不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對一係列重大問題的看法和處理上，都表現出剛正不阿，反對隨波逐流，敢於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品格。
二、胸懷坦蕩，顧全大局，視黨內團結為黨的生命，勇於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而犧牲自我
劉少奇同誌在參加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曆史時期，都曾擔任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職務，在工作中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幹，然而，他的領導工作，一方麵多次受到“左”傾指導思想的錯誤批評，另一方麵也不止一次地遭到來自黨內野心家的忌妒、攻擊和凱覦。劉少奇同誌一向胸懷坦蕩，淡泊名利，始終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認為黨內團結是“解決黨的一切任務的中心關鍵與決定因素”，“黨的團結就是黨的生命”。因此，每遇上述不幸情況發生，他都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勇於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而犧牲自己。
1928年初，劉少奇受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托赴天津指導順直省委的工作。在工作中與順直省委的一些同誌發生了爭執。劉少奇同誌最終並沒有以勢壓人，要求省委的同誌服從自己的意誌，更反對在黨內“鬧無謂的糾紛和個人意氣”，因此，從利於黨的團結和工作出發，他向中央提出：“北方同誌中有些對我確實有了些成見，最好中央能夠調換我的工作。”希望以自己的讓步換得順直問題的有利解決。1954年初，高崗、饒漱石居功自傲，向黨發難，企圖推倒劉少奇，達到纂黨奪權的目的。當毛澤東覺察到高、饒的行經後，要高崗找劉少奇直接談清問題，高崗不予理睬。劉少奇同誌自1943年以來，在黨內“第二把手”的地位就已確立，職務和威望僅次於毛澤東，並曾長期擔任高、饒的上級領導，但他卻多次主動找高崗、饒漱石談話，希望他們以黨的團結為重，不要再在黨內製造分裂、鬧爭吵，並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作了誠懇的檢討。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主持會議並作報告，再次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但仍沒有點高、饒的名，對高、饒可謂仁至義盡。劉少奇的寬宏大度本應使高、饒幡然悔悟，改邪歸正，但高、饒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反黨分裂的道路。
“文革”對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各族人民來說都是一場深重的災難，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文革”開始後，大批黨和國家的優秀幹部殘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和迫害，黨和國家的各項建設事業陷入癱瘓。對此，劉少奇心急如焚，在眾多場合，他都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一切責任都由他負，不要怪罪下麵，自己願意辭去國家主席和其他一切職務，接受黨的批評和處分，希望以此來解脫廣大幹部，讓他們趕快出來工作，使黨少受損失。1967年8月，劉少奇已完全身陷囹圄，曠日持久的批鬥，使其身心遭受了嚴酷的摧殘，但在批鬥陳毅的大會上，他仍提出：“我負主要責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個人。”如果說“文革”之初，劉少奇同誌是以犧牲自己的職位來保護黨的優秀幹部，此時已是試圖以自己的生命來換得老幹部的解脫，表現出舍己奉公，犧牲為黨的偉人風範。麵對突然降臨的個人災難，劉少奇同誌則表現得從容不迫、冷靜自如。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以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同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對此，劉少奇“當即表示，他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三年多的時間裏，劉少奇同誌經受了種種非人的折磨，忍受著極大的痛苦，但他始終遵循黨性原則，嚴守自己作出的保證，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保持了聖潔的革命晚節。
三、言行一致，全麵係統地論述了“共產黨員的修養”，更自覺地加強黨性修養和鍛煉，對“修養”身體力行
劉少奇同誌既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中共著名的理論家。他強調每個黨員都應加強黨性修養和鍛煉的黨建理論，被國外一些學者稱讚為：可以同馬克思時代宣傳共產黨的學說、列寧時代強調黨的路線方針和指導思想建設的黨建理論相媲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史上的新貢獻。劉少奇同誌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下簡稱《論修養》）已教育和培養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今天仍是每位黨員同誌必備的讀物。劉少奇同誌不僅係統地論述了共產黨員修養的內涵，共產黨人加強黨性修養的必要性、途經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對自己所論述的共產黨員的修養能做到身體力行，率先垂範。
劉少奇同誌在《論修養》中提出：共產黨人要“理直氣壯，永遠不怕真理，勇敢地擁護真理……絕不隨波逐流”；要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對待同誌最能寬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而毫無怨恨之心”。如前所述，劉少奇同誌一生剛正不阿，敢於擁護真理，堅持實事求是；他胸懷坦蕩，顧全大局，對待“左”傾指導思想執行者強加在自己頭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取消革命”等不實之詞以及組織上的錯誤處理，都勇於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而犧牲自己，切實地做到了“能夠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而毫無怨恨之心”。
建國以後，劉少奇同誌曆任黨和政府的要職，但他繼續保持著革命戰爭年代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和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作風。1961年4至5月，他對湖南農村進行了長達44天的實地考察，為了減輕地方的負擔，他住養豬場飼料房、農舍和自家的舊居，身著藍布衣，腳穿黑布鞋，身邊隻帶幾名工作人員，輕裝便行，以至發生縣委書記聞訊出門迎接，與劉少奇照麵而過卻沒有認出他的故事，在中共廉政史上留下了一段動人的佳話。他反對突出宣傳個人，更不許別人為自己歌功頌德。1954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他不許家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稱其為“委員長”，提出：在我們黨內，隻有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大家稱他們主席、總理、總司令，都習慣了，不必改。其他人，應該一律互稱同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編定後，毛澤東等人多次提議編輯出版《劉少奇選集》，劉少奇卻一再推辭，直到中央書記處作了專門決定後，他才表示同意，但因忙於研究新現象，解決新問題，他無暇顧及審閱過去的文稿，後又因“文革”的發動，《選集》在他生前未能出版。1961年，劉少奇在家鄉湖南寧鄉縣考察，當他得知部分群眾的房屋在“大躍進”、全民煉鋼和辦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現已無房可住，而地方幹部卻違背他的意願，將其故居改建為紀念館，於是就耐心而又誠懇地批評地方幹部：“這裏搞我的舊居紀念館，曾寫信問過我，我幾次寫信說不要搞，結果還是搞了。”並當眾宣布：紀念館不辦了，舊居騰出來給無房群眾住，屋裏的木板，拿去替沒門的人家做門。劉少奇同誌以實際行動實踐了他在《論修養》中所要求的：共產黨員應做到“沒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圖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