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福臨從盛京起程進入山海關，多爾袞率諸王群臣迎於北京城東20公裏的通州。福臨到北京後，馬上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並為他“建碑紀績”。多爾袞的同母兄阿濟格、弟多鐸也都升為親王。濟爾哈朗則僅被封為“信義輔政叔王”。至此，攝政王隻有多爾袞一人。
十月一日，福臨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綏中國”，“表正萬邦”。大清王朝終於實現了定鼎中原的目的，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夢寐以求的夙願。在分兵南下繼續征戰的同時，多爾袞又取法於前明，製定各種內外製度。多爾袞總攬朝綱，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權勢也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稱號漸由“叔父攝政王”進升“皇叔父攝政王”，直至“皇父攝政王”，明擺著多爾袞就是太上皇了。不過，這位“太上皇”還算是清醒，他時時告誡諸王大臣不可諂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盡忠皇上。
多爾袞位寵功高，擅權過甚。豪格雖然鎮壓張獻忠有功於清室，但因在繼嗣問題上和他有爭，終於在功成返京後，就被他羅織罪名，置之死地。濟爾哈朗原和多爾袞同居輔政，被多爾袞逐漸排擠，終被罷其輔政。在排除異己的同時，則任人唯親。他的同母兄弟阿濟格、多鐸，都得到重用。尤其對多鐸，待之甚厚，順治四年，封多鐸為“輔政叔德豫親王”，取代了濟爾哈朗。多爾袞勉勵他說：“汝繼予輔政，益加勤勉，斯名譽非小矣。”當時就有人議論他，“凡伊喜悅之人，不應官者濫官；不合伊者濫降”。他又將應貯大內的“信符”（中國古代朝廷頒發有一種傳遞信息的物品，一般由木雕或銅鑄成魚形，時稱“魚符”、“魚契”；由於要把傳遞的信息書寫在符上，故又稱為“魚書”。使用此符時，把它剖為兩半，雙方各執半邊魚符，以備雙方符合作為憑信。宋代的時候，為了顯示使用者的高貴身份，有以黃金原料製作的魚符）貯於自己府中，國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講述，完全獨斷專行。順治帝後來說：“睿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向朕詳陳者。”所以，多爾袞才是當時實際上的皇帝，以至當他入朝時，出現“諸臣跪迎”的場麵。
多爾袞身材細瘦，虯須，素患風疾，入關後病情日重，常常“頭昏目漲，體中時複不快”。剛到北京時，又複一度“為疾頗劇”，順治四年以後，由於風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時感“幾務日繁，疲於應裁”，因而煩躁憤懣，易於動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據說就是達官顯貴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說話，要趁他外出過路時借便謁見。但他始終以全副精神經營清王朝的“大業”，牢牢控製著軍國重務。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須擇切要者以聞”，要求文字簡明扼要，不允許有浮泛無據之辭，以免徒費精神。據多爾袞自己說，他之體弱神疲，是由於鬆山之戰時親自披堅執銳，勞心焦思種下的病根。其實，這和他好聲色也有一定關係。他的妻子是博爾濟吉特氏，當他的哥哥皇太極死後，順治五年（1648年），他又將嫂嫂、皇太後博爾濟吉特氏娶了過來，這就是當時人稱的“皇後下嫁”（此事在曆史上尚有爭議）；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後，順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將豪格的妻子博爾濟吉特氏也娶了過來；五月，又征朝鮮女成婚。
多爾袞厚自奉養，睿王府宏偉壯麗，甚過帝居。據當時人楊義說：“墨爾根王府飛鳥革，虎踞龍蟠，不唯淩空鬥拱與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他還“服皇帝之服裝”。由於感到北京暑熱，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築避暑城，為此加派錢糧，福臨親政後，才令此工程停止。李自成退出北京時，皇宮曾毀於火，多爾袞命令修複，曾從京外弄來工匠七百名，“俱皆鐵鎖所係”，舉一反三，多爾袞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時，工匠的悲慘境遇可想而知。
滿洲貴族酷好放鷹圍獵，多爾袞亦如此。禮部議定有攝政王出獵的儀禮。順治二年（1645年），有幾個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獵時的盛大場麵，光鷹就有上千隻。“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頭在地等候他通過”。然而，功高天下的多爾袞並不長壽。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塞外，於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於喀喇城（今河北灤平），年僅39歲。靈柩回京時，順治皇帝親率諸王大臣出城跪迎。順治發布哀詔，追懷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時，諸王群臣擁戴皇父攝政王。我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兩。不幸於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時以疾上賓，朕心摧痛，率土銜哀，中外喪儀，合依帝禮。”接著，又追尊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追封其元妃為“義皇後”，夫婦一同升祔太廟祭享，即視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極具哀榮。多爾袞無子，以豫親王多鐸子多爾博為後。
由於多爾袞生前一直處在滿洲貴族內部明爭暗鬥的中心，又專斷權威，樹敵頗多，死後僅兩月，反攻倒算就開始了。下麵自有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