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當時還說過：中國一旦被懷有野心的蘇聯打敗，發生另外一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那麼，西方的災難也就臨頭了。
捷克事件後，西方擔心的就是中國成為下一個捷克，因為盡管中國對蘇態度強硬，但雙方的勝敗優劣是非常明顯的。尼克鬆和戴高樂都清楚，正由於有一個強大的不服軟的中國與蘇聯抗衡，美國和西方才從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處。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接下來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基辛格與多勃雷寧交談之後，尼克鬆召開了國家安全緊急會議，研究這個突發的事情。會議決定，除了予以明確的回絕蘇聯外，還得想辦法把蘇聯的企圖告之中國，以避免巨大災難的來臨。
用什麼方式告之中國？有兩個途徑，一是由媒體披露，二是由美國駐波蘭大使通報給中國駐波蘭大使。
以上內幕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步披露出來。後來叛逃到西方的前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謝甫琴科認為，沒有發生核襲擊，原因在於除了美國警告蘇聯，這樣做會導致美蘇間嚴重對抗外，還在於中國有了充分準備。
但美國人認為，中國充分的準備，與美國的提醒，不無關係。
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約翰？紐豪斯撰寫的《核時代的戰爭與和平》和美國前白宮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所著的《權利的終結》中，也都曾披露這樣的細節。由此看來，蘇聯果真要準備對中國下手。如今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在當時，其緊張氣氛是足以令人窒息的。
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一則消息，標題用醒目大字排出：“蘇聯欲對紅色中國做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內容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酒泉導彈基地、羅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長春等重要戰略目標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襲擊。”
周恩來認為，無風不起浪，這則消息不會是空穴來風。陳毅等四位老帥判斷，如果蘇聯動手，它發動核襲擊的時間很可能在國慶節之際，老帥們傾向於取消往年形成慣例的群眾集會，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亮相，風險太大——蘇聯核導彈一旦飛來，用於防備的有效時間不會超過5分鍾。
聽到這些議論，毛澤東淡淡一笑：“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蘇聯要扔原子彈，那位尼克鬆總統很緊張呀，我可不緊張。國慶節不搞集會，就是讓人家笑我們有點怕嘛。我還是要上天安門。”
周恩來說：“主席，還是防著點為好。”
毛澤東沉思一陣：“他們讓我們緊張，我們可不可以也放它兩顆？嚇唬一下他們嘛。”
周恩來報告說，我們原本就計劃最近要搞兩次核試驗。毛澤東指示，照常進行，不要早，也不要晚，過節前幾天就挺合適，但是不要發公報，一來避免刺激他們，二來讓他們摸不清底細。
1969年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參加完胡誌明葬禮，回國途中在北京首都機場降落，與周恩來會見。周恩來警告說：“如果你們用先發製人的手段摧毀我們的核基地，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到底！”
1969年9月23日，在羅布泊核試驗場區，隨著一聲沉悶的轟鳴，大山劇烈震顫，煙塵騰空而起。中國成功進行了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試驗。
1969年9月29日，在核試驗基地的空投試驗場，一架強5型飛機成功空投一枚氫彈，爆炸的火光和蘑菇雲衝天而起……
中國接連進行兩次核試驗之後，一反常態，像什麼事沒有發生一樣，一直保持沉默，西方種種五花八門的猜測接踵而來。美聯社評論說：“中共最近秘密進行兩次核試驗，其相隔時間之短及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們在這一時刻進行核試驗，並非為了得到某種成果，而很可能是臨戰前的一種演習和檢測……”
1969年10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等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興致勃勃地檢閱了遊行隊伍。與此同時，遠在戈壁灘深處的導彈試驗基地也舉行了熱烈的慶祝活動。
一場核戰爭的陰影，悄悄散去了。
1972年，莫斯科宣稱，它曾4次使中國免遭美國的核打擊；1973年春，美國官員暗示，美國同中國的接觸，使中國擺脫了蘇聯核武器“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對此，中國人十分清楚，使中國麵臨嚴重威脅的，正是這兩個以救星麵目出現的國家，而拯救中國的，正是中國人們所特有的骨氣和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