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就是比我小的了。比如說，楊嘉墀的兒子楊瑞啊，李善邦的小兒子李建榮，鄧叔群的小兒子鄧鋼就更小了。當時沒有什麼來往，後來因為寫“特樓”的書或電視專題片，有了聯係，現在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這三座樓裏的子女中，有些現在已經是“明星”人物了。其實，當時14樓就有一位“明星”，就是趙忠堯的女兒趙維勤。她曾經在著名的兒童影片《祖國的花朵》中出演中隊長梁惠明。那首著名的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就是這部電影的插曲。我們家跟趙忠堯是同鄉，都是浙江諸暨人。我們剛搬到中關村，我父親探望的第一個人就是趙忠堯。但是，在他家我沒有見到那位“中隊長”。那個時候年齡有差別，看《祖國的花朵》的時候，我是小學二三年級，她已經在演中隊長了，應當是五六年級了吧。再加上她是女生，沒有什麼來往。我家搬到中關村時她已經上中學了。後來再見到她時，已經是2005年了，是為了寫一本關於“特樓”科學家的書，我去采訪她。她很熱情，介紹了很多情況，還給了我寶貴的資料。
需要說明的是，因為你讓我談“特樓”的情況，我就偏重說“特樓”的孩子。其實，那時孩子們的交往，主要是因為年齡相仿，愛好相近，住得相鄰等等。是不是“特樓”的，倒無所謂，那時也沒有這個概念。三座樓靠得近，有地利之便，來往多一些就是了。我們的朋友中，也有許多不是三座“特樓”的。
楊：當年你們眼中的那些科學家是怎樣的？
邊：在我們的眼中，我們那個時候隻知道誰是哪個所的，是誰的父親或母親。比如知道楊西的爸爸楊嘉墀是自動化所的，知道汪德昭在聲學所，他原來在電子所。郭偉明的父親郭慕孫，陳明的父親陳家鏞，都是化冶所的，就是現在的過程工程研究所。郭芹的父親郭永懷是力學所的，隻知道這些。至於他們具體幹什麼，一是小孩腦瓜不太往這方麵轉，另外一方麵他們的研究工作大都是保密的，誰都不說。那個時候不是叫“知道的不說，不知道的不問”嗎？當然後來才知道楊嘉墀搞人造衛星，郭永懷搞原子彈也搞導彈，汪德昭搞國防水聲。郭慕孫和陳家鏞雖然不是專門研究國防項目的，但是他們研究的很多東西也是為國防服務的。那個時候不太知道。所以我有一次問父親，他們是幹什麼的，我爸被我纏不過就說，他們是搞“上天的東西”。“上天的東西”是什麼？飛機、火箭、導彈、衛星，還是風箏、氣球？還是沒有搞清楚，但是知道大人不肯說，也就不問了。當時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並不太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不過，畢竟是在中關村，孩子們逐漸長大一點兒了，也常常議論科學家，他們是研究什麼的，是從哪個國家留學回來的，有什麼成就等等。當然也議論他們的一些軼事。當時我們沒有感到這些科學家有什麼特殊，都是很一般的人。楊嘉墀、郭慕孫、陳家鏞每天早來晚走，上下班和別人一樣騎自行車。如果有不一樣，就是自行車是從國外帶回來的，很漂亮。有加快軸、速度表、裏程表。但不幸的是三年困難時期，好幾輛車都被人偷了。
郭永懷上下班不騎自行車，他是山東人，個兒高，戴著鴨舌帽，天天夾著皮包走著上下班，低著頭，背稍有一些彎，大踏步地走，每一步都一樣大。後來他坐汽車上下班了，我估計可能是到二機部之後上班遠了。汪德昭比較胖，常戴一頂過去幹部戴的普通帽子，也夾一個皮包，走路上下班。當時從孩子的眼睛中看科學家，隻知道這些，不知道他們具體幹什麼工作，有什麼意義。我記得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我還琢磨原子彈是什麼人搞的，我想科學院原子能所肯定是有貢獻的，但沒想到郭芹的爸爸郭永懷就是大功臣。放衛星的時候也是這樣，那是“文革”中了。那年我從鄉下回北京探親，到楊西家去玩，還和她爸爸聊天。楊嘉墀一點架子也沒有，和我談了很多，就是不談衛星，那時候還是嚴格保密嘛。其實，我估計郭芹、楊西她們也不知道父親具體在幹什麼，隻是知道他爸幹的是保密項目，因為看到他們經常出差，而且都是偏遠地區。那時，這些孩子們也常常見不到父親，一家人想一起出去玩也是很難得的。王承書和張文裕的孩子叫張哲。張文裕有一段時間被派到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工作，王承書為中國的原子彈研製作了很大貢獻，她經常往大西北跑，一家人分三地。張文裕和王承書就給張哲買了許多玩具，可以跑的小火車，拚裝玩具等，讓他自己在玩中學。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
楊：請談一談在少年時代的記憶中，有哪些與中關村有關的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邊：好，我就按曆史順序從前往後說吧。我們這些人，是隨著中關村的發展一點點長大的。我們那時對中關村的理解，就是“中關村等於科學院”，真正是適合搞科研的地方，適合學習的地方。
我們那時不懂那麼多科學上的事兒，小孩子感興趣的地方會與大人不一樣。先說一個小事，可能對研究中關村的曆史有用。現在的北四環原來不是一條馬路嗎？也就是正對著微生物所行政樓那個方向，在那二層小樓旁邊，原來有一排土房，賣煙酒雜貨什麼的，牆上用石灰寫著三個字：“中官邨”。我記得清清楚楚，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經常在這一帶玩。孩子嘛，是認真也罷，好玩也罷，這個“邨”字念什麼，就認真爭論過，有的說是“屯”，有的說是“村”。後來查字典才知道，它不念“屯”，而是“村”的別體字。另外在13樓甲門的西麵，當時有一個小門，很多人都走過那個小門，因為從那個小門一出去，過馬路就是中關村的32路汽車站，是很方便的。另外，聽李善邦的兒子李建榮跟我說，離那個小門不遠，地上曾有過一個小石碑，上麵刻著“中官邨”三個字。
我家搬來時，北區基本建設好了。中關村正在往南區發展。不過，中關村一小再往南邊，還基本上沒什麼建築。我初中是在北大附中上的，是走校的，每次都要沿著南區那條路走過來，眼看著四十幾號樓、五十幾號樓、八十幾號樓，還有幼兒園、中關村醫院一步一步建起來。還有82樓、83樓是百貨商店和副食店，都是看著它們陸續建起來的。還有，當時印象深的就是遊泳池。遊泳池是臨“文革”前不久才建成的，是郭沫若院長捐出稿費建的。還聽說14樓前麵花壇有一棵雪鬆是郭沫若親手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