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花”一名，人們大多陌生，而橘瑞超之名，則廣為人知。
橘瑞超生於1890年1月7日。十五歲時，被大穀光瑞召入本願寺為小和尚，進入其佛教學校真宗中學學習。1908年，不到十八歲的橘瑞超便被大穀光瑞委以重任，率隊探險，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探險考察活動。這次考察持續到1910年，曆時兩年餘，橘瑞超在新疆吐魯番及樓蘭地區獲得了十多箱壁畫、佛像、古代文書（其中包括著名的《李柏文書》）、經卷等不少珍品。1910年8月16日，橘瑞超取道英國倫敦，經俄國中亞地區進入新疆，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探險考察活動（屬於日本本願寺第三次西域探險活動）。橘瑞超再次到吐魯番及樓蘭地區活動，1911年2月下旬西抵庫車，得知其英國雇員霍?布斯（即《閑話》所謂“化之普斯”）已患天花死於庫車，英國領事館將其屍體運往喀什。3月中旬，橘瑞超趕到喀什參加了霍?布斯的葬禮。4月8日由喀什往和闐，又向東南，經普魯村（在克裏雅河上遊以西，阿爾金山北麓），南越阿爾金山，進抵西藏邊界昆侖山北麓的賽卡孜湖畔。由於旅行準備不足，高山缺氧，迷失道路，人畜乏食，馱畜馬、騾、犛牛等死去50多匹，不得不折返克裏雅（於闐縣），趨東北，經新疆尼雅、安迪爾、且末、若羌前往敦煌。1912年1月26日，橘瑞超到達敦煌與吉川小一郎相會（本卷末尾記為：立花“從克裏雅……經人跡未踏之高原……
達敦煌”）。1月30日，橘瑞超同吉川小一郎到莫高窟，拍攝大量照片，繪製不少草圖；從王道士手中騙買敦煌寫本及絹畫約600件，裝滿五個箱子，還拿走唐代彩塑兩尊。4月26日，橘瑞超帶著他竊取的文物從敦煌經安西到烏魯木齊，西北過塔城，進入俄國，經塞米巴拉金斯克，乘火車穿越西伯利亞，於6月5日回到日本京都。大穀光瑞為了表彰他的功績，任命他為巡回布教使，接著又委任他為西本願寺所屬的武庫佛教中學校長兼第四佛教中學校長。受大穀光瑞全權委托，橘瑞超開始整理從新疆及敦煌獲取的難以計數的文物，同時，研究佛學和敦煌吐魯番學，發表《新疆探險記》、《中亞探險》、《新疆通信摘抄》以及與人合著的《西域考古圖譜》等著作，成為日本有名的敦煌、吐魯番學學者。但橘瑞超缺乏考古學素養，對中國古遺址及古文物多有破壞，連斯坦因及英國領事也予以譴責。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11月4日，橘瑞超去世，終年78歲。
4．《閑話》所記中村不折氏的長篇談話，介紹不少關於斯坦因、伯希和及橘瑞超獲取敦煌及新疆文物的信息。其中，多取材於斯坦因《沙埋契丹廢墟記》（1912年）、《塞林迪亞》（即《西域考古圖記》，1921年）、伯希和《在亞洲高地的三年》（1909年12月10日演講）及橘瑞超《新疆探險記》、《中亞探險》等早期資料。這些資料，今日雖非新聞，但在五十多年前的中國則少有人知。
書中對盜竊敦煌文物的斯坦因、伯希和有所譴責，稱此二人為“文化侵略者”。如曰：“斯坦因氏自1906年至1908年作三年間之大探險……由此引起歐洲人之注意與興趣，埋於地下而本國人不知之珍貴，由於歐洲人之手，自由掘出搬運，而形成分割中國文化之氣運。”（見本書10頁）又謂“此第二文化侵略者（引者按，此指伯希和），繼續前進，從事吐魯番、哈密之探險、攝影，於二月之末抵達敦煌千佛洞，離開第一個文化侵略者之最後露臉於此大約十一個月之後，是1808年。”（見本書48頁）但對同屬盜寶者的日本大穀光瑞、橘瑞超，則毫不貶斥，反而讚譽有加（見前述第2條之諸項）。反映出當年日本學術界深受軍國主義思想之薰陶與毒害。這種傲視一切的“大日本”觀念，無疑是應當加以批判的。
《閑話》寫到日本探險者立花（橘瑞超）到達敦煌卻戛然而止，顯然未完。餘度其後宜有關立花在敦煌進行活動及獲取文物的記述。惜其文下缺，未詳究竟。我十多年前在蘭州古籍書店庫房中曾見過若幹頁殘抄本，與《敦煌閑話》筆跡相同，紙幅開本及絲欄寬窄亦同。當時未及細讀，如今回憶，頗疑為《敦煌閑話》之殘頁。日後若有機會，可望進行勘對。
2009年6月17日於蘭州敝寓
敦煌閑話（上）
近年學者考證，敦煌所出甘露元年寫卷，今存日本書道博物館。〔日〕常盤大定考訂為前秦甘露元年（359年）所寫《譬喻經?出地獄品》殘卷，中村不折曾誤斷為曹魏甘露元年（2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