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精神
中國藝術精神是一個久已引起重視，但迄今仍無定論的問題。它涉及的因素很多，引起的不同思考亦多。研究藝術史，藝術精神顯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本章擬從五個方麵對這個問題作一剝筍式的理論闡釋。
中國藝術精神的理論起點
藝術精神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至少與藝術作品有關，與藝術創作有關。而藝術作品與藝術創作也不是孤立的，它至少與藝術環境與藝術背景有關。藝術環境與藝術背景同樣不是孤立的，它還與更大的社會環境與社會背景有關。這樣推論下去，就產生了共鳴說。而共鳴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它是有具體的時空定位的，而時空定位也是一種曆史現象，因此又有了積澱說。積澱是曆史的積累方式，但隻有積澱，則曆史無法進步，至少無法飛躍，於是又有了變異說。共鳴說、積澱說和變異說便是本書研究中國藝術精神的邏輯起點。
一、共鳴說
共鳴說包括的內容很多。既有藝術共鳴，也有文化共鳴，還有社會共鳴；既有現實共鳴，也有曆史共鳴；既有同類共鳴，也有異類共鳴。關於曆史與現實的關係，此處不說。這裏隻講藝術共鳴、文化共鳴和社會共鳴。
所謂藝術共鳴，是說中國藝術精神不是一個藝術品種的產物，也不是一個藝術流派的產物，當然更不能是一種藝術理論的產物。藝術精神必然寓於藝術創作實踐中，是沒有疑問的，但藝術的種類很多，尤其像我們中國這樣的曆史大國，曆史非常悠久，地域又如此遼闊，民族如此眾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藝術精神，就不僅是主要藝術作品和藝術創作的產物，而是幾乎所有藝術作品與藝術創作的共同性產物。當然，這裏說的幾乎所有藝術品與藝術創作，隻是形象之辭，實際上，把中國所有藝術作品全都收集齊全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中國藝術精神，應該能夠涵蓋並代表這些藝術作品的主要成就和價值取向。並且所有這些藝術作品與藝術創造也都為中國藝術精神的形成與發展盡了力。而中華民族的一大文化優勢，在於我們對統一的渴求，對民族和睦的珍視。且中國藝術的一大特色，即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相互通聯性。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所謂“文武昆亂不擋”。這種藝術的通聯特征，使得中國藝術精神的涵蓋範圍大大加強，同時也為人們對它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所謂文化共鳴，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說藝術精神不能完全脫離文化精神；第二，是說文化精神本身也不是由單因素構成。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學、道教與佛教，他們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他們對藝術的影響，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本身同樣構成共鳴。由文化的共鳴而藝術的共鳴，當這兩個共鳴處在最佳狀態的時候，無疑也是中國文化精神表現得最為鮮明和出色的時候。例如中國盛唐時代即是如此。而當這兩個共鳴並非處在最佳狀態，甚至不同文化流派正處在相互衝撞的時代，那麼這時的中國藝術精神往往也同樣處在曆史嬗變的過程之中。例如魏晉南北朝時代即是如此。這種時候，人們更多地處在焦慮、徘徊、探尋和疑問時期。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大約就是一群最富才氣又最多疑慮的徘徊者、探尋者與疑問者。這時的藝術往往更具有鮮明的個性風格。表現在書法藝術上，晉人尚韻，唐人尚法。晉人正在探尋之中，沒有韻律則沒有風格，唐代已成盛世氣象，沒有法度同樣不成風格。
中國曆史上的文化共鳴，未止於思想流派一端，還包括教育、科技、文學、習俗、宗教等各個方麵。僅以思想文化為例，也不僅包括儒、道、佛三家而已，隻不過從曆史的宏觀來看，這三家的影響更多更大也就是了。
例如戰國時代的藝術就不能不受法家、墨家，乃至陰陽家、縱橫家的影響。墨家不喜文藝，但他們對實用技術十分重視。據說，墨子做的飛鳶，可以在天上飛行三天而不落下來。這實際上已經是一種藝術品了。墨家不重文藝，不重視而能創造出如此不凡的藝術品，戰國藝術精神的構因中，必有墨學一端。法家在戰國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不但墨家不是對手，儒家、道家也不是對手。法家學說在戰國時代最有影響，最具實效，也是最有明星特色的學說。戰國時代最多改革家，而幾乎所有的改革人物，都與法家有關。法家地位如此顯赫，他們的主張、他們的社會行為、他們的學說，不能不對當時的藝術創作產生巨大作用力。韓非子固然對文學很不感冒，但他崇質輕文的思想觀念依然成為中國曆史上文學批評(當時的文學概念寬泛，幾乎包括一切學問在內——作者注)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李斯也是法家，而且於秦王朝統一天下有大功勞，屬於中國曆史上赫赫有名的開國功臣之列。中國文字史上的小篆主要出自李斯、趙高之手，秦始皇好大喜功，於碑刻一往情深，碑上的字多出於李斯之手。李斯以法家之身成小篆之體，其字的風格顯然蘊寓著很強烈的法學精神。不但法家、墨家而已，中國曆史上任何一種有意義有影響的學術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中國的藝術創作產生影響，隻不過這些影響有顯有隱，有大有小罷了。
所謂社會共鳴，是說整個社會文明的共鳴。藝術共鳴既離不開文化共鳴，文化共鳴也離不開社會共鳴。社會共鳴包括政治文化、經濟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習俗文化，以及文學、藝術生存環境、社會的亂治、社會大事件等各個方麵。這些方麵合而綜之，便成為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共鳴效應。凡藝術皆為人所創作，凡人皆為社會的一員，人不能不受社會的影響，雖然人也可以改造社會。人與社會總是處在互動之中，而人又是社會的最基本的組成因素。
社會共鳴的結果，是產生特定的時代精神，或時代風氣。時代精神多用來形容好的時代的風貌與品格，而時代風氣則屬於中性用語，既可表示好的時代狀態，也可以概括不良的時代風氣。
社會共鳴對藝術的影響，主要是時代精神與時代風氣對藝術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藝術家的創作來體現的。大體上說，凡是蓬勃向上的時代，那個時代的藝術精神，也往往充滿陽剛之氣。凡是動蕩、停滯和沒落的時代，其藝術精神則作出相應的異態反響，或激奮，或幽怨，或堅貞不屈，或淒戾決絕。我們讀陸遊的詞，知道那是救國者的呼嘯，讀諸葛亮的文章，知道那是鞠躬盡瘁者的自白，讀文天祥的詩，知道那是大愛國者的絕命遺言。可惜，後來人無法聞聽嵇康絕命之時彈奏《廣陵散》的情景，也無法確知屈原大夫吟詠《離騷》的場麵。但我們可以想象，那《廣陵散》必展現了魏晉時代的士人之風，而《離騷》的吟詠，也代表了詩心千古的愛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