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中國藝術精神，即產生於藝術共鳴、文化共鳴與社會共鳴的交互影響之中。這種交互影響，可能是同位的，也可能是異位的，可能是相互和諧的，也可能是相互衝撞的。但和諧不能達到同一，衝撞也不會達到完全背逆。總而言之，藝術精神不但是藝術領域的事，它還有更長的須，更深的根。
但有幾種傾向值得注意。
一種是一切歸於時代精神，仿佛藝術隻是時代的被動反映，至少是機械反映。時代是藍色的，藝術也是藍色的，時代是綠色的，藝術也是綠色的。藝術隻是時代的鏡子，除去反映時代，它便無事可做。實踐證明，這種觀念，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藝術自然要反映時代，但藝術有自己的規律，如果失去自己的規律，不要說很難對社會生活作出表現和反映，縱然有些反映，也一定沒有多少趣味。其結果，不但害了藝術，而且也有損於整個社會文明的和諧發展。 另一種傾向是認為藝術就是藝術，談天說地，全無來由。扯得越深，離藝術越遠，扯得越遠，與藝術越不相幹。有的人幹脆宣稱，藝術在我心中，與社會何幹?與社會何幹?大有幹係。你本人就出現在具體的曆史長河之中，你想脫離這社會，隻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比如現在中國正自覺地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但你偏要閉起眼來，不問世事，不管滄桑，什麼市場不市場，本人隻管藝術之事。殊不知，藝術也要進入市場，藝術家同樣要進入市場，想來你雖是藝術家，卻不能不吃飯，不飲水，不出行，不住房。你要吃飯，沒錢不行；你要飲水，不保持水的清潔不行；你要出行，沒有交通工具不行；你要住房，房子商品化了，你不交納住房費用不行。你的藝術心靈再聖潔無比，離開社會難以生存。事實上，世界上可能有各種各樣風格的藝術家，他們可能有各種各樣出乎人們想象的藝術創作，但沒有一個藝術家可以脫離他所處的曆史時代，也沒有一種藝術品可以跨出時代的境界之外的。世上最奇妙的藝術品可能超出幾乎所有觀賞者的想象，但它絕對超不過曆史的想象。曆史雖然不直接插手創作，但她哺育了創造這藝術品的創造者。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共鳴因素中，既有相互對立的因素，也有性質漸次參差的因素。所謂相互對立的因素，例如，儒家與法家的對立，或者儒家與道家的對立。這種對立，雖然不見得是方位完全相反的，但主要傾向還是不同。儒家講仁、義、禮、智、信，法家講法、術、勢，二者可謂風馬牛不相及矣。儒家講有為，至少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其基本傾向是有為，而道家講無為，無為而治，雖然在治這一點上和儒家有些相近，而手段與過程則截然相反。佛教則法也不講，無為也不講，而講“四大皆空”，即使講無為也與“空”的概念相矛盾。佛家主張顯然與儒家的矛盾更為尖銳。但是，這不妨礙他們的共鳴效應，恰恰相反，正因為有這樣的不同，才更容易發揮其共鳴的效應。這種效應在現實的表現，或者有不易把握的一麵，而其曆史作用，則不但易於把握，而且便於後來人的選擇與借鑒。
共鳴因素中又有性質的差別，比如有正麵因素，也有反麵因素，有劉邦也有項羽，有嶽飛又有秦檜。對於質的差別的雙方，自然要擇優而汰劣，但同時也要看到，作為一種曆史信息，它原本有兩個係統，一是正麵係統，一是負麵係統。負麵係統的影響固然很壞，它作為一種特別的曆史教訓，同樣可以警示後人。這一點，在積澱說中還將談及。
共鳴說給我們的啟迪是，惟有理解了這社會、這時代、這曆史、這文化，才能真正找到藝術精神。
二、積澱說
共鳴說屬於橫向研究，它所討論的是構成中國藝術精神的共時因素。積澱說則屬於縱向研究，它所討論的乃是構成中國藝術精神的曆時因素。
積澱說雖然研究的是藝術與文化的曆史發展結果對後世的影響，但它並不回避現實因素的作用。因為有現實才有曆史，有今天才有昨天。沒有現實的曆史便是曆史的絕滅，沒有今天的昨天，便是昨天的絕滅。
現實與曆史的關係，相對於藝術而言，好比是源與流的關係。現實是藝術之源，曆史是藝術之流。任何藝術品，都應該具有兩樣品性，一是它的現實性，即它對時代作出的反映——它原本就是現實的產兒；二是它的曆史性，即它對過去作出的反映——如果它不是開天辟地第一種藝術作品的話——話說回來，即使它是開天辟地第一種藝術作品，它本身也隨即打上了曆史開創者的曆史性烙印。
有人以為，有些偉人的藝術水平或藝術作品是超越曆史時空的，這其實隻是一種妄想。作品的影響力可以超越時代的限製，但作品的產生必定要受曆史的製約。小人物如此，大人物也是如此。小藝術品如此，價值連城的藝術品也如此。而且，它們之所以價值連城，往往就和它們的曆史屬性有關，雖然司馬遷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太史公列舉的人物，上至周文王，下至韓非子，時代不可謂不遠，跨度不可謂不大。然而，能作《史記》的，唯太史公而已。因為唯有西漢王朝才需要也才有產生這樣的宏篇巨製的曆史條件；也唯為西漢史學大匠司馬遷才能有這樣的對於曆史人物的思考。實在說，雖然他列舉的各位聖賢，都有過大不平的遭遇，但春秋戰國時代，對於知識分子，卻是十分寬容。這種寬容，不是當權者的寬容，而是社會文化的寬容。因為有這樣的寬容，才有百家爭鳴，才有那些敢於或勇於以各種方式教育甚至教訓諸侯的人。彼時的知識分子，不但不會因此而獲罪而且可以自由遷移。楚之不容可以去齊，齊之不容又可去魏。商鞅本是衛人，卻成為秦國上卿。吳起本是魏將，也曾作楚王臣子。自秦亡國，知識分子地位一落千丈，到了司馬遷時代，因為言論不合聖心，便遭受殘酷沒有人性的宮刑。所以雖然古之聖賢難免有大不平事，而對此能發千古一慨的人物，卻自西漢太史公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