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設想是，建造一座綽號為“漂浮的摩納哥”的巨輪。這座巨輪“將在公海航行，為6.5萬人提供一個免稅的家園。它有2萬套住房，一個飛機場，一個小高爾夫球場，數所醫院，一所大學。這艘重270萬噸的巨輪每百年環球航行一次。”這艘巨輪“長4320英尺，高350英尺，寬600英尺，”其“頂層豪華公寓將有3個浴室和總麵積達180平方英尺的可俯瞰大海景色的窗戶。居民可以在船上辦公。”②
中西建築在藝術追求方麵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因為有差異，才充分顯示出各自的特色，而且人類建築藝術的未來道路，正需相互學習。
二、倫理為本與舒適為先
中國古代建築，規矩特多。不是建築規則和技術要求多，如宋代《營造法式》和清代《工程做法則例》那樣的技術文獻，而是倫理道德規矩多。其核心，就是“三綱五常”，尤其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建築藝術具有以倫理為本的文化特點。
以倫理為本，必然以尊崇皇權為第一原則，由皇權而下，公、侯、伯、子、男，每個爵位在建築標準上都有不同的標準。具體地說，就是皇家建築要高於高官建築；高級官吏的建築要高於中低級官吏的建築；官居要高於民居；民居中，還有貧富之別，長幼之別，尊卑之別，主奴之別，甚至奴仆之間，也有大奴仆與小奴仆的區別。這些區別，不但特別繁雜，而且界限森嚴，稍有突破，便成罪孽。
皇家的建築，自然是萬古獨尊，誰也不能攀比的。不像西方文化，宗教大於王室；而且美國富人的辦公場所，完全可以超過白宮。中國傳統，皇帝的一切，都是獨享獨有，建築方麵，尤其表現得鮮明而且霸道。黃色是皇家獨享的顏色，別人不能存此妄想，否則，便有殺頭之罪，甚至滅門之禍。皇家家居的高度，自然也是獨一無二，不論你是什麼樣的功臣，也不管你是佛寺還是道觀，在這一點上，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依據此理，王公自然低於皇室，但一般臣子又要低於王公。說來說去，到了平民百姓這裏，本來應該進入自我平等的層次了，但是還不行。民居之內，依然有尊卑之別。皇帝與臣子的區別，叫作君為臣綱；百姓內部的區別，則是父為子綱。即使最小的院落，也有等級之分。平原地區，房子多南北朝向，古城如北京，則以四合院、三合院、二合院為基本格局。北房為正房，正房為家長居住。東西為廂房，兒子們居住。邊邊角角，則是仆人居住。這種規矩，是誰也不能打破的，打破就是不孝，不孝又是多麼大的罪名。表現在建築上，則北房要高一些，大一些，東西房則矮此，小些。你不能說，既要舒適，就該大家都舒適，為什麼東西房要矮些小些?那不行，因為禮教如此，一改就錯。
建築的布局，也有周密的法式，而且，淵源遠矣。自《周禮?考工記》便有記述，所謂“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以北京城為例，首先是皇宮，稱為紫禁城的。故宮內部也有區別，以皇帝的居所最為崇高顯赫，即所謂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下依次類推，各有尊卑之分。皇城以外，左祖右社，左邊，是祭祀祖先的地方，稱為祖廟，即現在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右邊稱為社稷壇，是祭奠社稷的地方，即現在的中山公園。但左祖右社的具體位置曾有變動，太廟先前在朝陽門內，社稷壇在阜成門內白塔寺左邊，後遷於上所，但基本方位沒有變化。左祖右社，代表了中國悠悠的敬祖重土的傳統。又有天、地、日、月四壇，分別祭祀天、地、日、月。四壇之外，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另建先農壇，因為中國封建時代，以農為本，沒有農業則國家沒有基礎，農業一亂，則天下大亂。所以重視農業，正是一切封建王朝的一貫政策。不但如此，皇帝還要年年到先農壇親自主持祭社，首行農事。明清兩代，皇帝還要行親耕禮，即每年春社日——立春後的第五天，皇帝親臨先農壇，先行祭禮，然後開耕。開耕方式，先由皇帝在藉田中扶犁播種往返三次，再由王公扶犁播種往返五次，然後九卿扶犁播種往返九次，依次耕罷，皇帝宣布是年春耕由此開始。
現在看起來，皇城的建造，也不過家庭建築的放大樣。或者反過來說，一般家庭建築的樣式，也就是皇城建築的縮小合並與省略罷了。皇帝雖然君臨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皇城的布局，本質上還是一個大家庭。而這個大家庭中所有的一切，平民百姓的小家庭中也是應有盡有。隻不過，因為財力等方麵的原因，把那些內容縮小或合並或簡化了而已。以北方民居為例，宮室有太和殿，民居有正房；宮中有後妃居所，民居也有廂房；宮城有社稷壇，民居院中有小的上香用的土台；宮城中有祖廟，民居中要供家譜；皇城中有天、地、日、月壇，民居中要祭拜天地和四方神靈；皇城中有先農壇——先農壇是縮小了的農家耕地。
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就在這儒家禮法的指導與製約之下，建造得高低遠近，錯落有致。
西方建築，也有等級區分，但遠沒有中國建築那麼複雜。中世紀之前，主要是人神之別，這種區別在中世紀時達到極致。雖然除去人神之別，人與人之間也有區別，例如達官貴人與平民百姓的區別，但其差異並沒有中國封建時代那樣大，那形式也沒有那麼複雜。文藝複興運動之後，神的地位下降，人神區別都是無關緊要的了。進入近代，建築差異主要是功能的差異，如商館與民居的差異，民居與公共建築的差異等等。人的居所的差異，本質上隻剩下貧富的區別，然而，貧者未必久貧，富者亦未必永富，本質上則反映了市場經濟的特色。
西方建築的另一大特點，是注重其功能性與舒適性。如果說，中國古建築以倫常為本，那麼，西方建築，特別是家居建築則以舒適為先。
西方建築的舒適性要求，有它的文化根源，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即有幸福快樂即至善論者。這和中國的文化傳統具有很大區別。中國古來並非沒有主張快樂享樂的思潮，但這些思潮，不能成為主流。先秦時代，儒、道、墨、法這樣的顯學都是反對享樂的，雖然他們反對的理由與方式各不相同。惟有楊朱主張為我，但楊朱的影響，古來最小，並且差不多總是處在受批判的地位。真正主張享樂的，後世大多歸入道教一途。西方的享樂以世俗為本，中國的享樂則非進入道教而不得安寧，二相比較，可以知道，享樂在中國曆史上，其文化地位也很可憐。而且，享樂既是邪說，幸福則幹脆莫談。諸子百家雖眾，幸福二字，很少見的。
古代西方主張幸福快樂即至善論的代表人物是伊壁鳩魯，他認為幸福與快樂乃是“天生最高的善”。他說：“我們說快樂是幸福生活的開始和目的。因為我們認為幸福生活是我們天生的最高的善，我們的一切取舍都從快樂出發；我們的最終目的乃是得到快樂。”①
伊壁鳩魯雖然代表的隻是一個學派，而這個學派，又在眾多的古希臘羅馬學派中屬於出現最晚的學派之一，但作為一種思潮，一種觀念，它的影響卻是很大的，其命運也和中國先秦時代的楊朱之說大不相同。
幸福快樂即至善，至少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建築方麵已有比較充分的體現，以至於具有權威性的《劍橋藝術史》在說到希臘化時期住宅時，都要說這是“私人生活中的新的奢侈”。②
這個時期的建築，主張布局自由，不受約束。布局自由不但反映了其自由心態，而且各種各樣的布局顯然更能適應環境和居住者的個人要求。不但布局自由，而且內容奢華，大理石的應用不僅普及，而且講究。但與東方古建築的最大區別，還在於它的功能齊全，居住舒適。比如上下水道和浴室的設計，都達到很高的成就。順便說一句，中國的皇城建築雖然獨步於天下，但是整個北京故宮是既沒有浴室，也沒有廁所的，其不便之程度，今人確實難以想象。
文藝複興運動之後，西方建築的功能性得以更充分的發展，而其居住環境的舒適性也達到新的曆史高度。而這正是人文主義盛行的必然結果。尊重人的享樂權力，正是尊重人格的表現。所以，舊時代的中國人，例如林語堂先生，也不禁幽默地引證“三子”之說，即世界上的美事，無過於中國人的廚子，日本人的妻子和英國人的房子。英國人的房子，恰是西方建築的一個代表，之所以把它和日本人的妻子、中國人的廚子相提並論，因為據說日本人的妻子最是賢慧，中國的飲食最是精致美味，而西方人的房子住起來最為舒適。
三、內通外閉與外通內隔
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傾向封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建築文化可以稱之為“牆文化。”
中國的牆文化，不僅住宅而已。國家如此，皇城如此，衙門如此，寺觀如此，商館如此，一切居所莫不如此。國家的牆即是長城，萬裏長城，我中華獨有。長城之修在北方，因為北麵沒有特別的天然屏障，南、東、西麵沒有修牆，因為有天然屏障在，否則，中國的萬裏長城會不止於萬裏。
中國建築，牆是最大的特色之一，這和中國文化的封閉性有關。尤其和中國的“家文化”有關。中國古代文明，屬於家國同構的文化類型，王朝如同一個大家庭，家庭便是一個小王朝。這一點，前麵已經說過的了。表現在建築方麵，牆就是這些大小王朝的保護線。
中國的牆文化影響之大，至今依然難於打破。不僅任何政府機關，統統高牆包裹，就是大學、中學、小學，乃至幼兒園、托兒所，也都有圍牆保護。而且牆矮了都不好，用鐵柵欄之類的代替都不行。中小學校，本是青少年成長的地方，最宜門戶洞開，讓裏麵看到外麵世界，也讓外麵的人們看到這些民族的希望。然而不行，非築一圈高牆不可。
中國建築的這種傳統，最主要的是與儒家禮教有關。君臣有別，不但使皇宮與臣室有了莫大區別，而且使他們各自處於封閉狀態。皇宮禁地，豈容他人涉足。休說涉足，漢代時，臣子上朝甚至不能穿鞋，不能帶劍。所以蕭何丞相特受寵愛，才準許他“劍履上殿”。
封建禮教中又特別強調男女有別。所以內宮是不容一般男人進入的。皇宮聖地，除去皇帝，幾乎任何成年男子都不能進入，所以，皇宮雖大，男性卻少，滿宮滿眼，不是女性，便是太監。
中國古代的牆文化無所不在，隻是因為地位不同，而有高低貴賤之別罷了。
但中國傳統建築，並非一味封閉，它的特點在於對外封閉——牆是它的最典型最必要的建築形態，對內開放——廊則是它的特別的內部通道。
對內開放，當然不是沒有限製，“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七歲不同席”，小姐的繡樓，男性是不能進入的。但從總體上看，建築內部是相互溝通的。男性家長，自然有很大的自由，女性家長，自由也很不小。這些自由，不但反映了他們在家庭內部的地位，而且反映了中國古建築內通外閉的特性。《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尋常人哪能隨意走動，但史太君卻可以任意往來。她老人家想到哪裏，就去哪裏，跟你打招呼也行，不打招呼也行。這正如中國皇帝的出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老人家想去哪裏，還需要別人的同意嗎?
西方建築不是這樣，它們的特色是外通內隔，對外有比較充分的公共活動空間，對內，則不能亂走亂動。
西方人重視公共場所，古已有之。這和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社會文化有關。古希臘屬於奴隸製度下的重商社會，尤其像雅典這樣的民主化商城，可以說是近代西方商業社會的遠古雛形，雖然它們的曆史屬性不一樣，在重視商業，以工商業為基礎社會形態方麵確極相似。商業經濟必然導致民主，正如農業自然經濟必然導致專製一樣。而民主形態必然要求政治家參加公共活動，於是公共場所的建設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
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公共建築，在羅馬時代達到高潮。那個時候，除去神廟建築之外，公共設施的建築取得更大的成就。這些設施表現在四個基本方麵，即凱旋門建築、會堂建築、劇場建築和浴場建築。僅以劇場建築而言，其成就已足以使後人驚歎。彼時的劇場、競技場，不但向公眾開放，而且政府和國家領導者還經常出資組織盛大演出。因此，這些劇場的規模很大，大都市有大劇場，小城市也有在現代人看來規模同樣可觀的劇場和鬥獸場。這些公共演出場所，可以容納數千乃至上萬觀眾。最大的競技場甚至可以容納四五萬人，和現代的中型足球場相差無多。其中著名的劇場與競技場包括羅馬馬斯拉斯劇場、羅馬劇場和科洛西姆競技場等。這些大劇場將以人類智慧的名義永遠載入史冊。
西方建築的對外開放性，還與基督教文明有直接關係。基督教文明屬於跨國界跨民族的國際宗教組織，其在中世紀的權威與影響，也在歐洲一般國家政權之上。在相當長的時期，政教不分，它還兼有世俗政治權力。基督教的這些特性，使得西方人的公共活動遠比古代中國人的公共活動為多。老子說：“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正是傳統農民生活的生動寫照。一個傳統的中國農民，他不需要參加什麼公共活動，所謂公共活動，也不過是趕集市，逛廟會，過年節，放爆竹而已。西方人就不一樣了，他們信奉基督教，要定期定時去教堂作禮拜，而且婚喪嫁娶都與宗教相關，於是公共場所包括宗教在內的公共建築便成為西方建築的主流性項目。
進入近代以來，工商業得到更充分的發展，而近代西方工商業屬於世界性產業，不但與傳統農業劃清界限，而且和古希臘時代的商業活動也有質性區別。商業的發達，人文主義的出現，近現代民主國家的建立，市場包括世界性大市場的形成，交通尤其是水上、陸上和空中交通的交相發展，加上通訊事業的空前發達，於是，公共建築的發展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曆史機遇。可以說，西方近現代文明正是公共建築藝術的黃金時代。自17世紀以來，西方出現的大建築師、大設計師和傑出的曆史性建築，都呈現成團崛起的態勢。這種態勢，正在全球範圍日益得到共鳴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