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製度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增長事實（1），即為什麼經濟增長在18世紀下半葉出現，這是因為在西歐首先出現了產權製度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正因為許多國家沒有這些製度因素，被鎖定在一個不利的道路上，所以，各國收入差距在拉大，這是事實（3）。但新製度經濟學沒有明確回答是否世界經濟會長期增長，而且難以解釋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的6個特征之一，即經濟結構的迅速調整。產權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但難以解釋某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為何經曆轉折點，例如，為什麼英國和日本都有相對合理的產權製度，如今前者登峰造極後競長期不振，後者創造奇跡後，1973年曆經增長大減速，1991年後開始長達十年的停滯。所以，新製度經濟學無助於增長事實（5）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和轉折及（6）經濟長期停滯。
總之，我們不能沉湎於新製度經濟學【與新製度經濟學不同，美國製度學派的凡伯倫和他的追隨者將技術視為經濟進步與增長的動態因素，而製度是靜態的因素。在凡伯倫的體係中，正是動態技術與靜態製度之間的衝突導致了經濟與政治製度被慢慢地置換與替代，經濟組織的體係經曆了所史的變遷與調整。】。新製度經濟學認為製度變遷的“第一推動力”來自國家政治行動，它們是不依賴於技術發展進程的。因為它不是一種將製度作為一個經濟增長模型的內生變量的方法。其研究重點是自然資源的產權配置，以及已廣為人知的對土地改革的分析。他們的工作實質是著眼於一種特定的曆史性的製度變遷，因而，缺乏對全球一體化環境下經濟活動的具體見解和對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盡管如此，新製度經濟學對製度安排的強調是深刻和有啟發的，對主流經濟學是強有力的挑戰。
二、熊彼特的創新周期理論
熊彼特（J.A.Schumpeter）在20世紀30年代就呼籲從動態進化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增長，並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試圖提出“關於經濟變遷不單是決定於推動經濟製度從一個均衡到另一個均衡的各種外在因素的純粹經濟理論”。熊彼特將經濟活動分為四個步驟（1）企業層次的創新；（2）產業層次的模仿；（3）模仿活動引發投資熱潮；（4）廣泛投資導致利潤下降。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係。創新包括五種情況：（1）采用一種新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的特性；（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一個新市場；（4）控製或掠取了新的原材料供應來源；（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也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於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熊被特指出，“我們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實現新組合的人們稱為‘企業家’。”企業家活動的動力來源於對壟斷利潤或超額利潤的追逐。除利潤動機外，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是由五個要素構成的：首創性、成功欲、冒險和以苦為樂、精明與敏銳、強烈的事業心。隻有在實現了“創新”的“發展”情況下，才存在企業家，才產生利潤，才有資本和利息。這時，企業總收入超過其總支出；這種“餘額”或剩餘。就是“企業家利潤”。在熊彼特看來，這是企業家由於實現了“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而“應得的合理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