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凡佯狂者，皆是世俗社會及其政治鬥爭與思維主體直接衝突的結果。他們戴著狂者的假麵具，掩藏起真實的自我，以其狂亂的行為，掩蓋著真實的目的。
隱逸之狂，按孔孟的定義應該稱之為“狷”。劉寶楠《論語正義》曰：“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為不善。”焦循《孟子正義》引《國語》韋昭注曰：“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所謂“慎守一節”、“守分”，乃在於保持自身高潔而不與世俗相並論。狷者不是直接與社會相衝突，而是使自己遠遠地避開世俗社會，不參與外部的政治活動和社會事務，靜心寡欲，棄名絕利，以求得與天地為一的思想境界，在內心深處體驗自然與我合一後的愉悅情感，以自己的行為向世俗社會提出抗議，具有明顯的反社會性。因其行為隱秘，不與世人來往而又超逸不俗，居山林處幽雅之境而被稱為“逸民”或“隱逸者”。
隱逸的狂人最大的特點是鄙棄名利，蔑視權貴，不與政治同流，不與世俗交往，對於現行社會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規範拒不接受。他們追求一種超社會超物質的純自我理想型的思想境界，表麵看來是使自我與自然合一，實際上正是在這種合一之中使自我人格得到了充分體現。他們對自我人格的熱烈追求，使得他們生活恬淡虛靜，從而實現了無為和自由、真情與真我的合一。這成為他們對現實政治和現有倫理規範進行抗爭的特殊鬥爭形式。“誌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或隱居以求其誌，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情”，“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後漢書·逸民傳序》）。總之，他們以不仕為高標，以遠俗為手段，以適情為追尚，以全生為目的，內心恬淡，行為超逸，使自己遠離社會，脫離政治，潔身獨處，以世外人的身份冷眼觀世事的變化。許由聽堯讓位而臨河洗耳，莊子“寧其生而曳尾於途中”而不願“死為留骨而貴”（《莊子·秋水》），楊朱“捐一毫利天下而不為，悉天下奉一身而不取”（《列子·楊朱》），他們無不“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由此看來，隱逸之狂的真正狂處，在於他們將自身與社會相對立，不將社會普遍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加於自己身上，而是對此進行逃避和消極的對抗。他們雖與世俗社會無麵對麵的衝突，以無為對有為，而且也不把自己對社會的反對強加於他人身上，但它確實構成了一種反抗，即一種消極的反社會行為，因此，對社會心理和民族心態的影響，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