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體現孔子“狂者進取”精神的，應是入世的狂人。積極入世，有為於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現，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的主要特征，也是士人實現自我價值的主要途徑。它主要表現為社會個體對現實政治的熱心和濟世拯民理想的渴望。但是，在古代中國，社會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需要有相應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的獲得是才智發揮的先決條件。隻有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價值理想才有得以實現的可能。因此，中國古代士人階層從來把地位和理想緊密聯係在一起，對“廟堂之高”的向往成為曆代文人的共同特征。入世的狂人則把這種向往推至極點。“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曆代文人理想的入世之路，並有許多人經由此路走向“廟堂”。
士人階層對家國的憂患意識則是其入世的根本原因。“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種對國家對人民和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使得他們在憂歎之中努力尋求濟世救民的方案。這種自覺的參與意識又構成了他們入世的主要內容。
在憂患意識和參與意識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古代士人階層中，有許多人具有強烈的曆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麵對紛亂複雜的社會，油然而生濟世救民非我莫屬的思想。東方朔就很典型。他曾上書武帝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漢書·東方朔傳》）迫切的入世之心，溢於言表。他們對那些碌碌無為的庸俗之輩往往加以鄙視，並以此而傲人傲世。但是，中國曆史上政治權利的封閉性和保守性，又往往使這些地位相對低下的士人，難以躋身於政治權力的圈子之中，致使他們生發出無限的懷才不遇的失落感，從而對社會產生怨恨。傲世和怨世成為中國古代士人階層的普遍心態。
入世的狂人正是在傲世和怨世的雙重心態擠壓下產生的。他們一方麵要突破政治條件的限製，尋求實現理想和抱負的道路，使自己的才能得到發揮，填補價值理想不能實現時的內心創傷，因而希冀一朝被執政者理解、發現、認同和接納。為此，不惜狂言亂語，大話連篇，以種種反常行為引起統治者的注意。酈食其自號“高陽酒徒”，即是一例。另一方麵，入世的狂人又鄙視世俗社會的庸俗之輩，不願與之為伍，將自己高置於其上，處世孤傲，行為高標，甚至自以為是，孤芳自賞。但不論是怨世還是傲世，其用意隻有一個，那就是努力使自己能夠有為於世。
所謂放蕩，是指行為不檢，不遵循正常的社會規範。蕩者，已如前述，即“無所據，自放於禮法之外。”放蕩的狂人最大的特點是不受社會共同的倫理規範的約束，在行為上毫無顧忌，完全依從自我情感行事。他們不是從現實的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而是隻憑自我意識，把自我價值看得高於社會價值，因而在行為上自行其事，孤傲不群，蔑視一切，自我放縱，不考慮自我的社會形象和社會影響，把自我與社會完全置於對立麵上，不回避任何社會譴責，同樣，任何社會譴責對他們也無濟於事。他們所著意追求的是人生曆程中生命的最大價值（標準由他們自己確定），生活的充分體驗，自我情感的盡情宣泄。因此，他們豪情奔放，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在他們的感情中，過多的是對生命短暫的哀歎，對自由歡樂的向往，所以充滿著生命的活力。
放蕩的狂人與社會的衝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是與政治的衝突。任何統治者總是以自己的統治利益為重，對於社會上任何不利於自己統治的行為都要加以禁止。放蕩的狂人以自我為中心，對於政治加以輕視，蔑視權貴，輕賤禮法，在自我情感的盡情宣泄中毫不顧及統治者的利益。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是因為政治權利對他們的排拒和對他們個性的壓抑，以及因政治動亂而使他們對權力失去信心而厭惡權力。在這類狂人中，其實不乏治國救民的宏圖偉誌，但他們不願受製於政治，不能低顏附勢於權貴，因而嵇康有與山濤絕交之書，阮籍有大醉六十日拒婚於皇上之舉，陶潛有不折腰於五鬥小兒之說，李白有“低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之歎。所以，他們之中雖也有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尋找進仕之路者（如李白），但卻不能真正成為統治階層中的一員，而且有的還因與政治的衝突而斷送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