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與正統思想的衝突。中國自漢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便成為曆代的正統思想。曆代統治者總是以實際上被改變了的儒家思想為治國治民之本。而放蕩的狂人大多所接受的是道家思想，以道家思想為指導處世行事，因而與正統的儒家思想發生矛盾，“讬好《老》《莊》”（嵇康《憂憤詩》）,“不涉經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不但言論上要“非湯武而薄周孔”，在行為上也蔑視儒家規範，對那些“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晉書·阮籍傳》）的“正人君子”給予極大的嘲諷，罵之為“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同上）的虱子。這些衝突，一方麵使他們在思想上與正統思想更加格格不入，另一方麵又使他們在行為上更增其狂放。
三是與傳統倫理規範的衝突。這是曆代狂人的共同特征，在放蕩的狂人中尤為突出。放蕩的狂人反社會要求尤為強烈，對社會倫理規範的破壞尤為堅決。他們以行為癲狂著稱，不考慮任何社會後果，隻要感到盡興，什麼行為都可以做出。不僅“任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憂憤詩》），而且大膽提出“禮豈為我設”（《晉書·阮籍傳》），因而能夠“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放誕有傲世情”（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甚至“脫衣裸形於屋中。人見譏之，則答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世說新語·任誕》）這種勇於衝破世俗倫理常規，將真實的自我人格作為表現內容的大膽行為，是他們真性真情的真實表露。這些看起來癲狂放蕩的行為，實際上包含著行為主體的內心痛苦，是他們與社會直接衝突的最明確的表白。放蕩的狂人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指導下，以他們狂放的行為表白了他們對社會的抗議，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反社會行為者”。
處江湖之遠，意即不在朝廷，沒有一定的政治權力，不能把權力運用為實現自己理想抱負的工具。在中國古代狂人中，明顯地存在著兩種傾向，一是對權力的視而不見，十分淡漠，不僅不去積極地追求，反而即使別人親自委托任用，也不接受，以顯示自己的清高。另一種則是對權力的熱切追求。這種追求不是為了把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作為實現有為於世理想的一種保證。處江湖之遠的狂人屬於後者，但又被統治者排斥於權力圈子之外。此類狂人是入世狂人的一種特殊類型。他們都曾使用過權力，並通過服務於朝廷展示過他們治國安邦的才能，在實現他們的社會理想過程中，曾享受過理想實現後的喜悅和滿足。但由於他們最終不能適應君王的需要而被貶斥，遠離朝廷，流落江湖。失落感在他們的心態中尤為強烈。
處江湖之遠的狂人，最大的行為特征是他們雖處江湖之遠，卻心懷朝廷，心中充滿著對國對民的憂慮。在憂患意識和責任感的驅使之下，他們時刻懷有一種為國為民盡力的熱忱，對於那些把持朝政的庸官俗吏特別憎惡，對君王受佞臣蒙蔽十分不滿。強烈的愛與憎交織在一起，卻無法用行動來排解，於是便在流離中盡情地傾訴、吟唱，以詩歌來表達他們真誠而熱切的內心世界。他們訴諸詩中的有理想和向往，有徘徊和彷徨，有深沉的歎惜和不盡的失望，有誠摯的表白和強烈的憤懣。這一切，不是為了別的，全部是為了他們所熱愛的國家和人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艱”（屈原《離騷》），“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他們所交付的是一顆赤誠的愛國愛民之心，而他們在流離中如癲似狂的行為則是他們內心痛苦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