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人的自然稟賦，“情”是人的欲望、情感、情緒等等，它們是與“理”、“法”對立衝突的。是任性情還是任理法，乃是困擾古往今來多少人的永恒之結。一任性情的狂人，其特點在於能把性與情提到首要位置，不加約束地任其自然發展，雖然並非要求所有的性情都得到滿足，但卻要求積鬱胸中的熾烈情感能得到盡情渲泄。他們多為藝術中人，無論是對社會的不滿還是對自己遭際的不平，他們大都將情感訴諸藝術，用藝術形式來展現豐富的內心情感世界。
在一任性情的藝術狂人中，性與情的滿足與渲泄是不相同的，適性是為了盡情。他們大多行為怪癖，個性與常人迥異，從而顯示出他們作為狂者的個性特征。心境澹泊，輕賤名利，鄙棄世俗，桀傲不順，不遵禮法，使他們與世俗社會明顯地隔離開來。宋米芾有潔癖，“至不與人同巾器”（《宋史·米芾傳》）,元倪瓚更有甚者，“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明史·倪瓚傳》），這種好潔成癖正是其厭惡俗世的明顯例證。明祝允明“惡禮法士”（《明史·文苑傳二·祝允明傳》）；徐謂則對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人墨客，“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袁宏道《徐文長傳》）；清鄭板橋“自憤激，自豎立，不苟同俗”（鄭板橋《自敘》），願“耳無俗聲，眼無俗物，胸無俗事”（鄭板橋《六十自壽聯》），這些不與世俗為伍的行為，既顯示出其脫俗穎立的個性特征，又反映了他們內心澹泊恬淡的思想追求。
但更能顯示任性情的狂人的癲狂的還在於他們對於藝術的癡迷和在藝術中情感的渲泄。他們把對世俗的厭惡和內心的孤獨，皆訴諸藝術。藝術上的癲狂真正體現了其狂的特征。唐張旭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複得”（《新唐書·文藝傳》），其“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穀，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萬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宋米芾見“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宋史·米芾傳》）在癡情於藝術的狂人眼裏，一塊怪石竟也具有了巨大的藝術欣賞價值，真可謂世間萬物皆通於藝術。藝術狂人正是把他們的內心情感體驗與社會自然相互交彙融合，運用於藝術之中而揮灑自如，其行為的乖張可笑，正是其藝術情感的真實寫照。因此，藝術成為其盡情渲泄的工具。“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穀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袁宏道《徐文長傳》），通過藝術將性與情聯結起來。藝術的中心內容是人化的自然，自然是情感的來源，情感通過藝術來抒發，在藝術狂人身上，自然、藝術、情感三者緊緊地聯係在一起，而人之性情皆可通過藝術而顯現。“癲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淒情”（鄭板橋《沁園春·恨》），“取數葉賞心舊紙，放浪吟哦”（鄭板橋《六十自壽聯》），也隻有麵對藝術，醉心於藝術，他們的狂顛才能得到真實的顯露，他們的情感才能得到淋漓盡致的揮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