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激越，個性鮮明，執著於藝術追求，是一任性情的狂人的共同特征。他們把對世俗社會的不滿，對倫理規範的厭惡，對自我人格的追求，對內心世界的顯露，全部付諸藝術，借藝術以超脫，借藝術以離世，自我真性真情充斥於其藝術，構成了其癲狂的主要內容。
中國曆代文人，並不都是一味地逃避政治，全身保命，以逍遙派的身份評點時局，或作無為的哀歎，也有敢於麵對統治者的淫威而進行正麵反抗的。恃才忤上的狂人就是以才高自恃，不滿朝政，勇於抗上。他們由於個性表現上的獨立不羈，既不願受到世俗禮法的限製，又要使自己在政治權力的圈子裏爭一席之地。他們是投身政治而又蔑視政治的人。他們與政治的關係是矛盾的，既要通過自身才能為政治服務，又不滿政治權威者的所作所為。他們是政治鬥爭中的前鋒人物，是對統治者抨擊最為激烈的人。如果說有些文人是在“難得糊塗”中努力壓抑自己對社會的清醒的認識，對世俗的極度不滿，以及對政治鬥爭的極力回避，那麼，恃才忤上的狂人卻是不願糊塗也不能糊塗的。他們憑借敏銳的觀察和清醒的思維，勇敢揭露統治者的醜惡和偽善。他們毫不畏懼、毫不回避的態度顯示著他們對權威者的蔑視。漢代禰衡，“帝（曹操）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孔融“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後漢書·孔融傳》），正所謂逼之不懼，撫之不驚。他們對那些“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害生”（禰衡《鸚鵡賦》）的似鸚鵡一般的奴顏婢膝者，報以輕蔑。卑躬屈膝，依附順從，在他們身上找不到影子。孔融著意放言，好交名士，以三代封建之論，影射曹氏代漢之心，終激怒曹操。禰衡則袒衣裸體，擊鼓罵操，（《後漢書·禰衡傳》）更見其不屈的精神。他們個性鮮明，性格豪放，人格獨立，內心耿直，外表剛毅，毫不妥協，勇於對抗，以此構成了他們心態的主要內容。
在傳統的中國思想中，以孔子思想為主的儒家思想是作為正統思想而被接受和被維護的，對之作任何懷疑和指責都是不允許的，繼承和維護這種思想成為一個後世學者主要的人生課題。因此，那些向儒家思想提出質疑的人，無不被視為“異端”或“異端狂人”。
異端狂人的狂，主要表現為對古聖先賢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大膽質疑和批判。“所謂異端者，詭天地之經，叛先王之憲，離析《六經》之微言，以誣心性而毀大義者也。”王夫之對異端者的定義，十分確切地揭示了異端者之狂的思想特征。異端狂人的代表人物為明代的李贄。李贄所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萌芽。封建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極力宣揚以儒家為正統的理學，把孔夫子吹捧為“至聖先師”。李贄則與此針鋒相對，揭露和批判孔孟儒學，認為孔孟儒學早已完結，繼之的漢代儒學和宋代理學隻是“附會”“穿鑿”的東西，董仲舒不過是“章句之儒”，朱熹的理學是“流無窮之毒害”的“偽學”。李贄還將懷疑和批判的矛頭直指孔夫子，認為他“不學無術”，而且“不能無勢利之心”。這就把他從“聖人”的寶座上拉了下來。李贄反對迷信孔夫子，反對以孔夫子為衡量是非的準繩，要人們“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主張從孔孟之道的思想枷鎖中解放出來。李贄反對以孔夫子為師表，認為沒有孔夫子一樣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李贄《焚書·答耿中丞》）這種對正統思想的懷疑，構成了異端之狂的主要特征。而且，這種大膽的懷疑和批判精神，還昭示了異端者之狂的可貴與可敬，其積極意義當居各種類型的狂人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