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期的穩固，伴隨著短時期的動蕩，和以一族（家族）一姓為標誌的各個曆史朝代的興衰更替，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模式。開國者勵精圖治，繼承者的勇於進取，最後亡國者的荒淫腐敗，在每個朝代幾乎都要重演。每個朝代的建立和滅亡，又都伴隨著大規模的動亂。每當一個朝代被更換，整個社會都幾乎要受到一次血與火的洗禮，而新建立起來的朝代，又幾乎總是循著前一個朝代的發展軌跡。如此有規律的階段性發展變化，如同一個固定的模式，難以打破，惡性循環困擾著中國。
綜觀中國曆史上狂人的出現，與各個時代政治的興衰有明顯的關係。每當改朝換代，戰爭連年之際，正常的社會秩序被破壞，正常的倫理規範被踐踏，一部分狂人為了保持自身高潔，在“獨善其身”的思想指導下，便由社會走向山林，成了隱逸者。也就是說，在新舊交替，社會動蕩的曆史時期，最容易出現遁世的狂人。隨著政局的穩定和權力的鞏定，施政重心在一定程度上轉向發展經濟，需要大批有治理才能的人。這種形勢很容易使一部分狂人埋藏於心底的政治理想受到撥動，試圖通過各種途徑，走向政治的大舞台，在權力中心展示自己的抱負。積極進取的狂人大多出現於這個時期。這樣，隨著政治的興衰，狂人在各個朝代的出現便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自秦漢以後，隱逸者一般出現在每個朝代的建立初期和即將滅亡的時期，而積極有為的入世狂人則大都出現於政局穩定、國力強盛、統治者對文人比較重視的時期。如，四皓出現在秦漢之交，嚴子陵出現在東漢初年；東方朔則在漢武帝時期出現，李白在唐代最強盛的開元盛世出現等等，都很能說明問題。自從宋代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明清時期不斷強化，加之元代宋、清代明而出現尖銳的民族矛盾以後，在這一較長的曆史時期，集權統治和民族對立成為突出的時代特征。統治者大興文字獄，肆意對有反對意見的人施以嚴厲處罰，使許多有誌之士無法、也不敢再像漢唐時期那樣大膽地表白自己的心跡和對朝政提出直率的批評。從宋代烏台詩案起，宋元明清時期的文人大都消失了漢唐文人的豪邁氣質。民族心理和審美觀念走向了纖麗和細膩，文人也變得小心謹慎，再不敢像漢唐時代那樣放肆和狂妄。但是，他們也並非就此把感情深埋心中，而是找到了一種新的抒發形式。如果說，唐代的藝術也是藝術家抒發感情的一種工具的話，那麼它也隻不過是一種輔助性的，隻是展示胸懷、表露情感的手段，而自從宋代在繪畫領域中產生了文人畫和逸品畫之後，藝術便不隻是一種輔助手段了，它完全成了藝術家宣泄的工具。唐詩還是言誌的成分大，而宋代以後的繪畫，則純粹變為抒情的了。宋代以後的狂人，很少出現政治上的熱狂，多的是藝術型狂人。他們行為上的放蕩和不遵禮法，多因政治上的絕望而轉向追求藝術所致。可以說，高度強化的專製集權政治使狂人轉向了藝術，由對功名的追求轉向了對藝術的追求。
由此看來，時代的變化和政治的興衰給狂人的影響是深遠的，時代的特征決定了狂人的類型，政治的興衰決定了狂人產生的契機。可以說，每一時代的狂人都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其心態也因此而成為折射時代政治的一麵鏡子。
綜觀中國曆史上的狂人“隊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支“隊伍”多是由文人組成的。何以文人多狂？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通過考察，我們發現，除前述中國古代那些容易導致狂人產生的社會政治以及心理文化的背景等客觀因素之外，文人多狂還有其內在的亦即主觀方麵的原因。中國古代文人心態的各種內在矛盾綜合作用，是導致狂人產生的內因。
中國古代文人曆來具有積極有為的進取精神，對社會懷有強烈的責任心。這種進取精神主要表現在對政治的熱心，對治國安民和平治天下的理想追求。由於中國古代的政治特點所決定，中國古代文人對政治的熱心主要表現在對權力的向往方麵，所以文人們所從事的知識學習不是為了去掌握一門謀生的技藝，而在於去掌握用權之術。入仕成為古代文人的根本目的。中國古代文人對高層理論思維亦即玄想較為熱衷，對作為社會基礎的物質生活則不甚關心，因而缺乏實際應用於社會物質生活的能力。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正是古代文人這種心態的集中表現。脫離實際的空想必然導致行為上與社會物質生活相脫節，這就形成了一種中國式的文人習氣。這種文人習氣既不能與統治階層的政治權術相和諧，又無法與世俗民眾的生活習慣相一致。與二者的這種明顯的衝突，極易導致文人的輕狂，以及對世俗社會的鄙視，從而出現狂人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