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的施政理想是治國平天下，以兼善天下為最終目的，他們在此理想的支配之下去努力尋求積極進取。兼善天下是中國古代文人心態中積極的事功表現，是有為思想的最高發展，從理論上說，它奠定了中國古代文人與現實社會政治有機結合的內在基礎。但是，另一方麵，中國古代文人無不具有“獨善其身”的思想，這就產生了矛盾。而且，要實施兼善，必須建立在德治基礎之上，使兼善找到合適的實施環境。當德治基礎遭到破壞，兼善失去實施的可能，文人也就往往收起兼善的理想，把自身從外部兼善的事功表現上轉入到內在自我道德的完善上，從而由積極的進取轉向消極的自我保護。從兼善到獨善，反映出中國古代文人內心世界矛盾的某種調整以及對社會政治環境的某種適應。事實上，兼善和獨善很少能夠在一個人身上完美地統一起來，而往往表現為兼善和獨善的分離。在孔子看來，一個能夠兼善天下的人，必須做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是在後來的文人進仕過程中，有的表現為無道亦要兼善，有的表現為有道還是獨善。更多的則表現為在兩者之間徘徊，欲兼善天下則往往不能，要獨善其身又於心不忍。這種矛盾的心態表現，使得中國文人在入世和出世問題上，表現出對社會的不同態度來。要消除一切障礙實施兼善天下，就必須衝破權威的約束，蔑視權貴；要退而居之以獨善其身，就必須拋棄世俗影響而離群索居。這就使一部分文人既無法加入到統治者行列，又不能回複到世俗之中。也就是說，二者的矛盾衝突，很容易使他們變成狂人。
這是中國古代文人對待社會政治的一種矛盾態度，也是上述兼獨問題的本質。中國古代文人對待社會政治的態度是矛盾和複雜的。一方麵，在中國古代，文人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隻有走入世的道路，使自己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員。中國古代文人的政治抱負是很強烈的，它是在中國傳統儒家價值取向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古代文人的主要社會價值就是幫助統治者建立一個充滿仁愛，在倫理規範的限製之下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條理井然的社會，並能在這樣的社會中充分發揮其治家理國的才能。在這樣的價值理想導引下，中國古代文人對待政治具有鮮明的介入心理和參政意識，獲取任何知識都必須為其介入和參與政治生活服務，否則即失去其實際意義。另一方麵，在中國古代文人心態中，還存在著超越一切限製，保全個性發展，追求獨立人格，不使自身受製於任何規範的成分。這種超然性心理的來源是道家的無為價值觀。對政治的超然性心理是為了提升個體人格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中國傳統政治著重於群體關係，它要求政治生活中的個體必須絕對服從群體利益，這就注定了傳統政治對個體人格的輕視。雖然儒家以個體的內在人格完善加以補救，但卻不能使個體人格擺脫受壓抑的地位。超然性心理需求要求個體人格擺脫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被限製，讓每個個體能夠在一個被自己所支配的非道德環境中從事於自己的愛好。超然性心理需求丟棄了儒家事功性追求，使個體沉浸於非功利性的哲理深思之中，它所關注的主要是個體在自然和社會中的獨立地位，以純粹的理論形式關注個體的價值和命運。中國古代文人在介入和超然兩種心理意識間彷徨，既想介入政治，又想超越現實，更多的是想通過介入而實現超越，實現社會價值和人格獨立的雙重目標。但事實上，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使他們既不能完全介入也不能完全超越。不能完全介入使文人們對現實政治強烈不滿，不能完全超越又使文人們對現實政治滿懷留戀，由此導致了文人的雙重需求性心理缺陷，對政治生活抵製、反抗，甚至以逃避相抗爭，在上述心境中，滋生出狂的心理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