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它所創造的理想彼岸——來世，竟然是以犧牲今世為代價。佛教固然為人們創造了一個神秘的世界，可悲慘的是，要進入這個世界的唯一手段，卻是放棄一切生命的歡樂，到深山老林獨對青燈古案苦熬苦修，才能度己度人，犧牲今生才能求得來世。
西方的基督教雖然不像佛教那樣放棄現實世界，可是世人一出生就統統成了罪人，要背負沉重的十字架，活著就是受苦受難，甚至不得不由上帝犧牲自己的獨生子來進行拯救，讓鮮血來清洗人們的罪孽。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宗教不能讓人得到真正的解脫，佛教的來世和基督教的神性世界，都和現實世界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深刻的矛盾。現實的人和我們存在的世界，都成為被否定的對象。
宗教不過是使悲慘的人生更為悲慘！
在諸多的哲學中，隻有莊子用他超人的智慧，在理想和現實的世界之間架起了一條彩虹，最大限度地調和了兩個世界的矛盾，使超現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取得了空前的和諧。莊子以智者的形象關注著生命，啟發人們最大限度地享受生命。
有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實，應該說，天不生莊子，才萬古如長夜。
在死亡問題上，莊子一反悲觀的色彩，認為生死均屬自然氣化，故而應該樂觀的生、超逸地死。
轉眼又去數年，也到了莊子大限之日。弟子侍立床前，哭道：“偉哉造化！又將把您變成什麼呢？將送您到何處去呢？化您成鼠肝嗎？化您成蟲臂嗎？”
莊子道：“父母於子，令去東西南北，子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啻於父母。它要我死而我不聽，我則是仵逆不順之人也，有什麼可責怪它的呢？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待我生者，亦同樣善待我死也。弟子該為我高興才是啊！”
弟子聽了，竟嗚咽有聲，情不自禁。莊子笑道：“你不是不明白：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為伴，通天一氣，你又何必悲傷？”
弟子說：“生死之理，我何嚐不明。隻是我跟隨您至今，受益匪淺，弟子卻無以為報。想先生貧困一世，死後竟沒什麼陪葬。弟子所悲者，即為此也！”
莊子坦然微笑道：“我以天地作棺槨，以日月為連壁，以星辰為珠寶，以萬物作陪葬。我的葬具豈不很完備嗎？還有比這更好更多的陪葬嗎？”弟子道：
“沒有棺槨，我擔心烏鴉、老鷹啄食先生。”莊子的回答堪稱絕妙：
“在地上被烏鴉、老鷹吃掉，和被螻蟻、老鼠吃掉二者有什麼兩樣？奪烏鴉、老鷹之食而給螻蟻、老鼠，你何必這樣偏心呢？”
縱橫生死，豪邁豁達，莊子對生命的態度既嚴肅又幽默。現在中國人的達觀，大部分來自於莊周，來自於距我們二千四百年前的智慧大師。
莊子對於死生大限的突破，是一種觀念性的突破，當人把對死生的觀察點從人本身移到超越人的個體之上的另外一個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時，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克服伴隨死亡而產生的恐懼感，對於古代人們的精神生活是十分迫切、十分有益的。
在古代，死亡恐懼的祛除是具有精神解放意義的。莊子對生死大限的觀念上的突破，對死的恐懼的精神上的克服，對中國固有文化史宗教因素的滋生起了有力的抑製作用，解了人類倒懸之苦。
莊子的精神境界實際上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一個精神過程：當一個人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個永恒的、無所不包的存在整體結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個人的存在也是一種無限之時，胸襟就會變得寬廣起來。在這個高遠的位置上來審視人世，得喪禍福、生死貧富也就無足縈懷了，世俗的紛擾得以化解，從而獲得心境的寧靜。
所以，莊子的這種超脫，在本質上是一種經過哲學升華的自我意識的特殊表現。
莊子的理想人格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喜怒哀樂不入於胸的安寧、恬靜的心理環境。莊子認為這一心理環境的形成，在於要有安於時命、本分的生活態度，他稱之為“懸解”。
安命守分，不為不可避免的、無法改變的遭際而哀樂動心，是極高的道德修養。他無比詼諧地說：“假如造物者把我的左臂變成公雞，我就用它來報曉，假如造物者把我的右臂變成彈弓，我就用它來打斑鳩烤熟了吃。假如造物者把我的臀部變成車輪，把我的精神變化成駿馬，我就用來乘坐，不用更換別的馬車了！”
好一個幽默放達的莊子！
他的智慧，經曆數千年的光陰，如飛鳥一樣落在我們的頭上，向我們揭示生命的道理：其實死一直隱藏在生之中，死去也就意味著得到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