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列禦寇》載有兩則莊子挖苦那些小人得誌的故事，真可謂刻薄得淋漓酣暢，美妙得無以複加。
宋國有個叫曹商的人，為宋王出使秦國。去時，宋王送車數乘；歸時，秦王又送車百乘。回到宋國時，他路遇莊子，嘲笑莊子道：“身處窮閻陋巷，貧困得靠織麻鞋為生，瘦得脖子枯槁、麵帶菜色，是先生之所長，我曹商之所短也；而一見萬乘之主便得車百乘，卻是我曹商之所長也。”
莊子鎮定自若，從容答道：“我聽說秦王有病召醫，凡破痤瘡擠膿者可以得車一乘，而舔痔瘡者則得車五乘，所治的病愈下作，得車愈多。您莫非是專門舔他的痔瘡的吧？怎得車這麼多？您快滾開吧！”
另一故事講的也是某個因拜見宋襄王而被賞車十乘的人，駕著車在莊子麵前炫耀。莊子對他說：“河邊有戶窮得靠編織葦席謀生的人家，其子潛入深淵，撈得千金之珠。其父見了，慌忙讓兒子快用石頭砸了它！說想那千金之珠，肯定在九重深淵的黑龍頷下。你能拿到它，一定是碰巧黑龍正在睡覺。假使黑龍醒了，你恐怕性命難保。而今宋國之深，非隻九重之深淵也；宋王之猛，非隻凶狠之黑龍也。”莊子還譏諷他說：“你能得車，必是碰上他睡覺了；假使宋王醒來，你將粉身碎骨矣。”這真是對攀附權貴者最好的忠告！
莊子隱居民間，不是一隱了之。他拋開了名利和富貴，一生筆耕不輟，於艱難竭蹶之中，孜孜不倦地奮力攀登哲學思想的峰巒，著書立說，終成《莊子》-書，計五十二篇，洋洋十餘萬言，幫助人類重新認識世界上什麼東西最珍貴，什麼東西最卑微；什麼是得，什麼是失；什麼叫生，什麼叫死。如何有為，如何無為……
《莊子》是一部“明道之書”，莊子之“道”含義頗多，但主要是指一種精神境界。明道德，輕仁義，一生死，齊是非，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在莊子看來，官爵、名利、金錢都是暫寄人身之物，寄托之物，來去不可擋。所以不要為高官厚祿而放縱心誌，也不要因為窮困而趨附世俗，這樣看待“軒冕”與“窮約”就不會有什麼煩惱了。
莊子這種人生觀，深深地浸透到我們民族心理素質之中，且達到了刻骨銘心的程度。
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願，在特定的曆史時期有其積極意義，可是在曆史演進中，卻漸漸被庸俗化。那些隻取功名利祿，不但忘了天下責任，連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忘記了，本末倒置的愚蠢行徑，令智慧過人的莊子大為不屑。
以生命為首要自我價值。莊子認為，富貴是人們都向往的，而貧賤是人們都不願的，但富貴比起生命來，就次要得多了，所以在《讓王》篇裏有：“雖富貴不以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由於道家把“養生”、“全身遠害”當做人生主要的處世哲學，就形成了“物物，而不物於物”和逍遙於塵垢之外，追求絕對自由的人生理想。基於此，榮華富貴、高官厚祿都成了束縛精神自由、甚至能殘害生命的身外之物，故而應視為敝屣，不應對它們有絲毫的留戀。
在《莊子》-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統治者曾兩次聘莊子為相，都被莊子嚴詞拒絕。
在《讓王》篇中，莊子的重生輕利的思想、把生命看做首要價值的人生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堯以天下讓給許由，許由不受；又讓給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說，他正在治自己的病，沒有工夫治天下；讓給隱者善卷，善卷說：“餘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餘也。”遂不受，逃於深山，不知所處。
這些不接受天子之位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人身自由看得高於一切。人間最尊貴者莫如天子，而在這些不受天下的人看來，人間最珍貴的莫如自己的身體，莫如“逍遙於天地之間”，這是得道之人迥異於俗人的地方，也是那些整日投機鑽營、上躥下跳、出賣人格去撈得一官半職的人所無法企及的境界。
莊子研究還有一個誤區，有人說莊子崇尚“無為”的哲學思想是消極的。這不符合莊子思想的全部意義。莊子實質上是主張“上必無為，下必有為”，認為“在上”的統治者如果清靜無為，便可較少地騷擾、魚肉、殘害百姓，百姓就可過太平日子。
而作為百姓，則應該有為。
他的有為所體現的自我價值取向，就是什麼是人生的首要自我價值以及如何才能體現、實現自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