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一起冤案讓呂安被流放，而嵇康隻因說了一句公道話，就被判殺頭。
司馬昭親自下達了處死嵇康的命令，消息傳出，整個洛陽城震驚了。人們紛紛為嵇康不平。三千名太學生集會，聯合上書司馬昭，要求放了嵇康，還請求讓嵇康做他們的導師。這一切不僅沒有讓司馬昭收回成命，反而讓他更看到了嵇康的號召力，嵇康的存在，成為他的心病。屠刀，就這樣揮向了一顆無辜的靈魂。
然而，嵇康畢竟不是一個單純的鐵匠，他是個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儒家大學士。齊身治國平天下，才是他的人生目標。他以哲學家和文學家的雙重身份，用一顆智慧的心去體悟世界，用一枝生花妙筆去探求人生。處驚不變，鎮靜自若，曠達傲世，任率自然，風神瀟灑不滯於物，超入玄心表裏澄澈，一往情深，天然風流。他不僅以卓越的才情和美麗的詩文抒寫高蹈出世之誌，彪炳當世，更以一種獨立不倚、桀驁不馴的人格輝耀千秋。
以儒家而言，人生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成功或是失敗，必須立德立功立言，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然而，從漢代開始，這種優良的傳統已遭破壞，信仰已經不存，文人在利祿的腐蝕下，已經把政治作為人生的唯一目標。他們隻是千方百計地鑽進國家機器，隻求做一個富貴的政客而已。
漢末至魏晉四百年間，政局激烈動蕩，士人們經曆了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曆史滄桑，有良知的名士們冒著生命危險，忍受著精神的折磨，在朝代更迭的殘酷鬥爭中，摸索一條適合自己的生命曆程。從孔子開始，儒生的命運越來越尷尬，他們惶惶然地四處奔走，各國遊說，拚命想做“君之師”，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君王與百姓的夾縫中，憂國憂民的儒家入世情懷，害得他們終日憂心忡忡。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麵對黑暗的統治，人民的疾苦，良知時時痛鞭著他們的心靈，天下蒼生的苦難，整個壓在了他們的胸口和肩頭上。他們以儒家入世思想為出發點的心理模式，經過清醒與絕望的雙重洗滌，最終走向道家放達肆意的行為模式。
嵇康是個不甘寂寞的鬥士，他胸懷大誌，慷慨磊落，意欲有所作為，以天下為己任。然而，正始十年正月，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從而大權落入了中國曆史上最殘暴的家族之手，政治權力之爭演變為最極端的對不同政見者肉體的消滅。上層統治者對外建功立業的抱負，被對內的爭權奪利所消解。他們不再具有曹操那樣對天下的責任心，隻關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與權力，這種行徑為真正的文人名士所不屑。一些士人們開始保身，念道、服藥、飲酒、佯狂避世，出現了以老子為代表的正始名士和以阮籍為代表的竹林名士。他們不與統治者合作，而是用自身遠離政治，不做官不入世，遁入竹林的行為進行反抗。
然而，嵇康卻從這一群名士中獨立出來。他不像阮籍，一言也不發，隻用酒缸酒杯和一副醉態去對付司馬氏集團，往往被逼得駕車遊走，在無人無路處放聲大哭。他也不像劉伶，自暴自棄，車上隨時裝著鐵鏟，死在哪裏就讓人埋在哪裏。這個搞怪專家劉伶還用裸體來發泄愁怨，被人撞見了，就強詞奪理，說屋子就是他的衣褲，不是他裸露，而是別人鑽進了他的衣褲裏，讓人啼笑皆非。
嵇康高貴、純潔、自信，不僅不作踐自己，更不願忍氣吞聲。他“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無萬石之慎有好盡之累”，這種性情固然最終招致殺身之禍，但他的身心卻因這種無所畏懼的宣泄而更為健壯。
他敢於在黑暗中仰望光明，在肮髒中堅持純潔，他不頹喪，不隱忍，不苟且，不偷生，不自卑。生活中沒有自由，使得他愈加努力地去創造自由。他不僅是一個自由意識極強的人，他還是一個精神力量極強的人。
生活不是沉重嗎？他走進詩中去輕鬆：“風馳電逝，躡景追飛。”精神太沉悶了，他便自己去追求放逸：
“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人格上的瀟灑飄逸，心靈上的自由舒張，令後人無比羨慕。而“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心態，則竹林名士中唯他獨有了。誰的心靈能有他那麼純淨？誰的精神能有他那麼超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