濰縣不像範縣縣城隻有幾百人，好像一個大農莊。濰縣是魯東大邑，“連雲甲第尚書府，帶宅園林太守家”。縣中豪紳甚多，這些人家和省內、京內的要員都有著“一扯耳朵腮幫子就動”的說不清的關係。
在這樣的縣份內為官，首先要和地方士紳搞好關係，才能太平。
據說，鄭板橋一上任時，這些士紳就伸出了黑手，花錢買通衙役，讓板橋坐了一段“簸箕轎”，顛得板橋七上八下，說這是濰縣的規矩。
機智的鄭板橋當然明白個中原委，便說轎外濰縣田中的土靈驗，要轎夫搬一些土入轎。土塊壓轎，轎子很沉當然無法顛簸，衙役的損招子就失靈了。
入縣之始，鄭板橋便與豪紳展開了較量，讓豪紳們知道，新來的縣官不是可以任人擺布的等閑之輩，可是也從此擺開了戰局。
人們提起濰縣，都說它繁華富庶。可是在關心百姓疾苦的鄭板橋眼裏的濰縣，卻是有人歡笑有人愁，有人高樓飲美酒，有人流落在街頭的貧富不均的一幅苦樂圖。他在《濰縣竹枝詞》描繪了這一畫麵：東家貧兒西家仆，骨肉分離隻一牆，西家歌舞東家哭。聽他笞罵由他辱。
板橋對於“天下之勞人”的農夫曆來同情，對於當時社會上的不公平的現象看得格外清晰。他沒有因為頭上的烏紗而改變立場。到濰縣他看到的不是家財萬貫的西家之富，而是東家的貧兒。他很清楚地知道，貧民之困苦，源於富家之盤剝：繞郭良田萬頃賒，可憐北海窮荒地，大都歸並富豪家。半簍鹽挑又被拿。
封建時代貧富懸殊的原因就在於此。
貧戶的貧困在於生產資料被剝奪。這些人無法謀生，隻好就地取材，到海邊曬鹽販賣。但賣私鹽又是犯法的。
一邊是貧窮，一邊是監獄，窮人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鄭板橋為這些人鳴不平：濰縣原是富豪都，慚愧他州兼異縣，尚有窮黎痛剝膚。救災循吏幾封書。
在這些“人禍”之外，還有天災在等待著不幸的農民。
富人不怕天災，他們可以借機囤糧，大發難民財。受到慘重打擊的還是貧困農家。
官府此時也不作為，隻能是發發官樣文章。由盤剝貧民的富家到因循誤事的官府，鄭板橋不僅體會到庶黎的切膚之痛，也看到了官府的無能。
濰縣曆年有災荒。鄭板橋來濰縣前夕的乙醜七月十九，海水倒灌，疫病流行。鄭板橋來濰的第二年，據濰縣誌記載：“十二年丁卯春，大饑。自十一年八月不雨，至是年夏五月十八日始雨”，但是又“連陰兩月，無禾”。此時的濰縣赤地千裏，餓殍遍地，靠天吃飯的農民為了活命，隻有四處逃荒要飯，維持生命。
鄭板橋在濰縣就任就遇到了荒年，民饑無食，首先遭殃的便是耕田拉犁的牛馬，宰殺牛馬充饑，因為此時的牛馬無犁可拉，更沒有飼料可以喂養。牛馬宰的宰了，餓斃的餓斃了，“畜盡人亦亡”。
沒有活路的農民，隻好賣婦人，賣孩子的。妻兒都賣了，還是不能存活，於是便外出逃荒，甚至闖關東，到天寒地凍人煙稀少的北大荒去討一線生機。
體察民情的鄭板橋來到濰縣，看到這些慘不忍睹的情形，便寫了《逃荒行》。
《逃荒行》寫災荒之年饑民慘狀，從賣兒賣婦這一人間慘劇著筆：“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寫到虎狼吞噬餓殍，村人驚恐萬狀。後來由於饑民瘦得“不堪充虎餓”，連野獸都不想吃了。
道上處處有棄嬰，逃荒者為了活命忍痛丟棄了自己的嬰兒。可是一路行來，禁不住別人丟下的棄嬰的哀哀哭泣，又把別人的孩子抱來撫慰。
這些慘絕人寰的細節，實在是驚心動魄。就這樣丟丟抱抱，抱抱丟丟。逃荒的主要方向是萬裏長城之外的關外，“黃沙浩無宇”的地帶，到荒無人煙的地方艱苦的勞作，開墾荒地。
“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饑民之苦，真是如海之深。
《還家行》寫這樣的逃荒者後來掙紮回鄉，“淚眼今生永不幹，清明節候麥風寒。老親死在遼陽地，白骨何曾負得還”，父親的屍骨丟在了關外，而家中“兀然空四牆”，住滿了青蛙與狐狸。逃荒者收拾好屋子後，更思念賣在人家的妻子，好說歹說把妻子贖回來，可是妻子與新夫已經生下了兒女，於是又是一番痛斷肝腸的新的離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