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時代的三大清官之一田文鏡
雍正為什麼下大力氣治貪，因為貪汙的人心不正，首先拿人嘴短，徇了私就必然枉法：其次貪欲無限，貪一點就想著要貪兩點，到最後什麼錢都敢伸手，以至於除了貪汙的門道其他一無所長。相反，不謀私利的人才能一心一意辦真事。田文鏡就是雍正時代一心辦事並且能辦成大事的清官。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山西很多州縣都久旱不雨，顆粒不收，百姓啼饑號寒，紛紛外出乞討。然而，該省巡撫德音和布政使森圖為了顯示自己的政績，不但匿災不報，反而向朝廷吹噓這兒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與此同時，他們還加緊催征錢糧，以致人怨沸騰。
正巧，身為內閣侍讀學士的田文鏡受命去告祭西嶽華山。當他途經災區時，親眼看到了“黎民饑饉”的慘狀，心中十分不安。尤其是聽說德音和森圖昧著良心搞浮誇，更是怒不可遏。他一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習俗，毅然將災情做了詳細記錄，一回京便彙報給了雍正帝，並請求朝廷賑災。雍正帝深信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是“直言無隱”，立即將德音、森圖交吏部查議，同時派田文鏡赴山西賑濟災民。
田文鏡趕赴山西後，一麵停止向百姓征收賦稅，一麵出官帑向鄰省糴糧發給百姓。這時，山西的鄰省陝西，其督撫主動送米上萬石；而鄰省直隸，卻以山多田少為由禁止糶米。為解燃眉之急，田文鏡再次上疏陳情，請雍正帝幫忙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雍正帝當即下諭直隸巡撫，命他以大局為重，“緩急共濟”，積極支援災區。同時，也將此情通報給了各省督撫。
從此，山西的賑災事宜進展順利，使災民獲救者計達八十多萬。田文鏡不但受到百姓的擁戴，也受到了雍正帝的賞識和提拔。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正月，田文鏡被調任河南布政使，接著又很快升為河南巡撫。
擔任巡撫後，田文鏡遵照雍正帝的旨意，首先開始清查虧空和整頓吏治，並將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史書上說，他“查核豫省虧空”時，“不遺餘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覺察，總期徹底澄清，不容纖毫短少”。其間，若發現貪汙受賄或玩忽職守者，輕則“令其滌慮洗腸，痛改前非”；重則立即“揭參”，決不留情。據統計，在他任內前兩年，就劾罷屬員多達二十三人。顯然，這一舉措深受百姓乃至正直官員們的歡迎和擁護，但保守勢力卻對他恨之入骨。他們經常向雍正帝密奏他“刻薄”，並指使黨羽對他進行誹謗和攻擊。但他不怕挨罵，不怕孤立，一切照常進行。
早在田文鏡抵豫之前，河南連年災歉，百姓深受其苦。他上任後，通過認真地調查研究，確認這與河堤長年失修相關：由於河堤幾乎不起作用，所以無雨則旱，大雨成災。於是，他決定由政府撥款興工修堤，所用勞力由各州縣分派。還提出“按照百姓地畝，或半頃或二頃出夫一名”，“紳縉裏民，一體當差”。
田文鏡的這一政策本來於國於民都有利，但卻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因為隻有地主才有田“半頃或二頃”。而地主富豪本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地方上又一向享有特權，自然不願和百姓等同起來“一體當差”。於是，他們挑動了一些人趕赴巡撫衙門去控告，強烈要求維護儒戶、官吏的特權。基於當時正值鄉試的前夕，他們還發起學子們罷考，一時間搞得中原大地烏煙瘴氣。在此嚴峻的情勢下，河南的學臣卻袖手旁觀，“無一言嚴飭”；而負責司法、監察的按察使，簡直還有些幸災樂禍。他“將罷考一事置若罔聞”，聲稱“我隻管人命盜案，餘事非我職掌”。如此一來，田文鏡也頗感“勢甚孤危”。但是，為了把一體當差這項改革措施貫徹到底，他“捐棄身價，不避嫌怨”，毅然將帶頭鬧事者捉拿嚴辦，殺一儆百。鬧事者見此，一個個嚇破了膽，再也不敢亂來。於是，考試照常進行，動亂迅速平息。而各處堤工，也均按原計劃興辦，無一例外。
雍正帝得知此事的前前後後，非常高興，他讚揚田文鏡：“果能任怨任過，真實為國家竭力報效。”隨後，授他為河南山東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接著，又加太子少師銜。
過去，在河南山東兩省交界的地方，經常有盜匪出沒，擾得百姓不得安寧。田文鏡擔任兩省總督後，馬上組織兩省力量聯合行動，很快便解決了當地治安問題。
接著，田文鏡又發現山東省倉庫全有虧空現象，而且大都是挪用新錢糧，掩蓋舊虧空。對此，他也采取了一係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是：知府、知縣離任時，務必將其所轄州、縣倉庫的錢糧全部補齊，差額部分由他們從其俸祿中賠償，然後才能調到新的任所。
為利於綜合治理，田文鏡在詳細了解山東各州縣有關情況後，還建議朝廷對部分行政區域進行了新的劃分。例如：將東昌府的屬地高唐州劃為直隸州，管轄濟南府所屬的禹城、平原、陵縣、臨邑四個縣；濮州為直隸州，管轄東城、範縣、朝城三個縣；兗州府所屬的東平州為直隸州，管轄陳阿、平陽、壽張、陽穀四個縣；濟寧州管轄的钜野、嘉祥縣改屬曹州等等。朝廷認為他設計合理，有利於發展生產和施惠百姓，遂批準了他的方案。
田文鏡享年71歲。死後，雍正帝特賜祭典將他安葬，諡號端肅，還下旨在河南省省城建立專祠祭祀他，並準許他入祀該省的賢良祠。
滿門清廉的張英父子
幾代為官者易，幾代皆清者難，而清代大學士張英，卻是一家三代清官，而且其父子兩人都曾經位至宰輔之位，從而成就了清朝一段清官佳話。
張英，字敦複，號樂圃，江南桐城（今屬安徽）人。康熙年間中進士，曾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文華殿大學士。由於精明強幹又清正廉潔，一直深受皇帝寵信。
張英一向力求節儉，從不奢侈浪費。平時，每頓飯最多是兩葷兩素，而且隻吃八成飽；穿的，也常常是那些舊衣衫。他認為，當時京城一桌酒席往往超過幾十兩金子，完全是為了講排場、擺闊氣，有百弊無一益，理應革除。所以，他幾乎從不應邀赴宴，更不主動地設宴待人。對於時興的看戲風，他也不感興趣。他曾多次表示：與其把錢花在請客看戲上，倒不如拿去救濟貧困急難的人，讓別人也和自己分享其利、共享其樂。
對於過生日，張英也曆來不講究。但當他60歲大壽時，他的夫人卻破例地費起心思來。照她的計劃，是專門雇個戲班子，唱一場“堂會”，並設宴款待那些前來賀壽的親朋好友。張英得知後，堅決不同意。他勸夫人取消這一計劃，而用這筆費用做成100件絲棉衣褲，施舍給行走在路上的窮人們。結果，老伴依了他。當他看到饑寒交迫的陌生人那種喜從天降的欣喜樣子，心中自有說不出的高興。他覺得，他這個生日過得最有意義、最愉快。
張英告老還鄉後，仿照名人陸梭的方法，將一年的費用分成了12股，一月用1股。每天他都在食用方麵盡力節省。到月末時，算出一月所剩餘的錢，將它單獨放在一個地方保存著。一旦發現誰家生活困難，或是遇有特殊情況急需用錢時，便主動地拿出來接濟他們。
張英還深有體會地對人說：一個人每天多做一兩件有益於他人的好事、實事，其樂趣要比每天享受豐厚的食物好得多。
在張英生活的時代，無論達官貴族還是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視吉日良辰。有一次，他偶爾在忌日的那一天穿了朝服出門去。剛走了不遠，旁邊有個人大聲向他喊道：“今日是忌日！”他一聽，急忙轉回家換掉了朝服。
事後，張英經常向其家人說：我雖然不認識那個人，但心裏卻很感激他。張英還就寫道：“諸如此類的一些事情，對自己沒有絲毫損失，但對別人卻是有益的。人們常說，同是鳥類，一聽鸞鳳的名字就歡喜，一聽貓頭鷹的聲音就討厭，這是因為鸞鳳能給人帶來福音，而貓頭鷹卻給人帶來災禍；同是草木，人們見了毒草就避開，而見了人參茯苓則當成了寶貝。這是因為毒草能害人，而人參茯苓有益於人的健康。”由此，他得出結論：“一個人若能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益於人，徹底戒除有損於人的事，那麼，人們就會盼望他如盼鸞鳳，珍愛他如同珍愛參苓。”
基於此，張英更加注重起自己的道德修養，幾乎也做到了“每日三省吾身”。而且在博覽群書中，對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更加仰慕。白居易晚年時將官職、名利看得很淡，不論升遷、貶黜、留京、外放，都心平氣和，處之泰然，盡其所能地多為他人謀利益，從而贏得了普天下一片讚揚聲。張英鑒於白居易取字號為“樂天”，也特地為自己取號為“樂圃”，以示學習白居易。
張英晚年曾立了一份家訓。主要內容隻有二十個字，即：“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翻譯成白話，則是“認真讀書的人一定會受到別人的尊敬；謹守田產的人永遠都不會受到饑餓的威脅；為了求福而做好事的人一輩子不至於覆滅；而善於交朋友的人，則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為利於“律身訓子”，張英還圍繞著這二十個字做了一些論述。
首先，張英認為：讀書可養身心。他引用《尚書·大禹謨》中的話，強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來說明人心很容易變壞，而良好的品德卻不容易培養起來。他指出：人生碰到的不如意的事很多，即使白居易、蘇東坡和陸遊那樣名傳千古的人，也都經曆了許多艱難困苦，甚至受盡了折磨。所以，不要一遇到不順心的事就怨天尤人，應當從讀書中去增長見識，去陶冶情操，去適應複雜多變的現實生活。隻有這樣，才能永葆愉悅的心態，並贏得世人的尊敬。
其次，張英主張將“耕讀”作為長久之計。他說：一般講來，人生最快樂的事有三個方麵，即高貴、富裕、多子多孫。然而這三個方麵，能夠妥善處理就是幸福，不能妥善處理就完全會成為累贅，甚至被這種累贅所拖牽得精疲力盡。高位，令人迷戀，但同樣也是遭人責備的處所，忌恨嫉妒的根源，利害得失的關卡，辛勞苦楚聚集的中心。富裕，必然招至親戚的請求，窮人的怨望，仆人的奸騙和大小盜賊的算計；而多子多孫，一旦對他們教育不好，惹出的亂子則更大更多。接著，他列舉了許多居鄉耕讀的好處，告誡子弟們不要思慕城裏的繁華，不可妄求所謂的功名利祿，而應當在家邊耕邊讀。這樣，將無憂無慮，自得其樂。
在談到“積德者不傾”時，張英勉勵後輩們要做一個有益於他人的人。並啟發他們學習鳥中的鸞鳥和鳳凰，草木中的人參和茯苓。還說：這樣的人，必定受天地保佑，令鬼神敬佩。
對於“擇交者不敗”，張英論述得更為詳盡。他說：一個人讀完書，有了妻室，建立了家庭，漸漸遠離了父母的教誨，離開了塾師的管束。這時，往往是交友的開始，也是同朋友打得火熱的時候。然而，由於剛剛邁入社會，思想還不成熟，又缺乏各方麵的經驗，如果有行為不端的人插入進來，沒有不被帶壞的。一旦上了他們的圈套，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他強調指出：“在選擇朋友、交際往來這方麵，我看到的和親身經曆過的，最為深切。那些陰險毒辣的人如毒酒入口，如毒蛇咬人，千萬不可深交，一與他們交上朋友就很難脫身，無法挽救，更是這四個方麵最重要的問題。”
也許是張英教子有方，他的兒子張廷玉28歲中進士步入仕途，後來升為軍機大臣；張廷玉的長子張若靄，也在20多歲參加殿試時，被雍正皇帝欽點為一甲三名，即探花，後來也任職南書房、軍機處，並成為當時著名清官，頗有其祖、其父之遺風。
張廷玉，字衡臣，號研齋，安徽桐城人。他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4年後，入值南書房。此後，曆任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禮部尚書、戶部尚書。雍正初年，晉升為大學士，接著又兼任軍機大臣，一直到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致仕為止。前後任官50年，堪稱“三朝元老”。
康熙皇帝晚年時，官場內部爾虞我詐，許多人都在利用手中之權營私舞弊，胡作非為。而吏部為六部之首，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核和升降，權力極大，在此為官者更是索賄受賄成風。張廷玉擔任吏部左侍郎後，首先表示要“絕苞苴，杜請托”，自己以身作則，同時也嚴格要求屬吏。
當時，吏部有位書吏張某，憑借朝中有人，在寫內外官的考核評語和升遷意見時，從不實事求是，而全憑個人好惡。有關資料還就此記載道：“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張老虎。’”對“張老虎”的卑劣行徑，許多人都敢怒而不敢言。
為整頓吏風，張廷玉剛上任便決定從“張老虎”這兒入手。不久，他抓住了“張老虎”的把柄，決定從嚴懲處。消息傳出後，“張老虎”在朝廷內的後台紛紛出動，有的親自找張廷玉說情，有的派人向張廷玉施壓。麵對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不少好心人也都勸告張廷玉手下留情，網開一麵。而張廷玉卻毫不動搖，依舊軟硬不吃，並最終使“張老虎”伏了法。
張廷玉的殺一儆百，立刻產生了明顯效果：過去橫行霸道的大小官吏無不夾起尾巴，再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欺上壓下了。一些正直之人都對張廷玉由衷地敬佩，並稱他為“伏虎侍郎”。
盡管張廷玉降伏了“張老虎”，震懾了不少人，但吏部長期滯留下的腐敗惡習並未根除。那些“黠吏”們一有機會，仍以各種手段敲詐地方官員。
有一次，張廷玉正在衙內辦理部務，某司郎中拿來了一份外省送來的公文，對他說：據書吏反映，該文將“元氏縣”誤寫成了“先民縣”，按照公文製度的規定，應當駁回原省，並嚴肅追究來文部門瀆職責任。張廷玉接過那份公文一看，笑了笑，隨手退給了那位司郎，讓他再仔細看看。那司郎翻來覆去看了好一陣子，並沒有看出什麼其他問題。張廷玉遂指著“先民”二字說：“若‘先民’寫‘元氏’，則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為需索計耳。”說罷，立卻傳書吏上堂。
事實同張廷玉所分析的完全一樣：那書吏原是位貪贓枉法之徒，他見外省來送公文的人沒向他送禮，遂忌恨在心，便偷偷地在原文上將“元氏”改成了“先民”，並反咬一口。所以，當張廷玉嚴厲訊問他時，他不得不從實招來。勿庸贅言，張廷玉也隨即給了他應有的懲罰。
此後，張廷玉的機敏幹練迅速傳開，吏部大小官員再也不敢憑借手中的權力亂來了。史書上也為此寫道：張廷玉到吏部不久，就使得“銓政肅然”。
張廷玉的長子張若靄天資聰穎，刻苦好學，在鄉試、會試中均屬佼佼者。雍正十一年（公開1733年）三月，他又參加了殿試。諸大臣閱卷後，將密封的試卷呈皇帝親覽定奪。雍正帝看罷他的卷子非常高興，隨即欽點為一甲三名，即探花。當開卷後得知新科探花竟是張廷玉之子，雍正帝笑逐顏開地對人說：“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始終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讚，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張若靄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還說：此事“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隨後，立即派人將此喜訊通知張廷玉。
出人意料的是，張廷玉聞訊後深感不安。他認為：兒子還年輕，少年得誌並非好事，還應激勵他繼續奮進；再就是天下寒士眾多，不應當因為自己的兒子而耽誤了其他人的前程。於是，他急急求見雍正帝，懇求將兒子改為二甲。
照清代科舉製度，殿試後按三甲取士：一甲隻三人，即狀元、榜眼、探花，稱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稱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稱同進士出身。隻要被選中一、二、三甲，都可稱為進士；但一甲三人可立即授官，成為翰林院的修撰或編修，這是未來步步高升的重要台階；而二、三甲則需選庶吉士，一般是在數年後才能當官；即使當時被授官，也隻是去做州縣地方官。
雍正帝見張廷玉請求將兒子名列二甲，還以為他隻是一般的謙讓，便對他說：卿家“忠盡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立即跪在地上，懇求道：“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長，蒙拔鼎甲。但臣家已備沐恩榮，臣願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為將來上進之階，更為美事。”雍正帝見他再三懇辭，“不得不勉從其請”，將張若靄改為了二甲一名。不過，在張榜公布的同時，雍正帝又為此事而特頒諭旨，專門表彰了張廷玉代子謙讓的美德，並號召天下人知之、學之。
張廷玉享年84歲。死後，諡“文和”，並同鄂爾泰一起配享太廟，成為當時獨一無二獲此殊榮的漢族官員。
清正精幹的晚清大臣王茂蔭
作為官員，隻是清廉還不行，屍位素餐，辦不成事的官員一樣害人不淺。而王茂蔭就是一個既清廉自守，又精練能幹的大臣。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國家之福。
王茂蔭，字椿年，號子懷，安徽歙縣人。道光壬辰（公元1832年）進士，曆仕道光、鹹豐、同治三朝，曾任監察禦史、戶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和禮部右侍郎等職。在晚清吏治腐敗的情況下，他算是官員中清正精幹的一員。
據史載，王茂蔭自幼刻苦好學，嚴於律己，為人也很忠厚。他“髫齡入塾，晨入暮歸，或起稍遲，同學有先入塾者，其必哭泣自責”。長大後，與人論及處世，又常說：“凡人壞品行，損陰騭，都隻在財利上，故做人須從取舍上起……有誌者須極力持守，方可望將來有成。”
王茂蔭居京做官數十年，一直保持著清儉樸約的作風。史書上說：他“攜眷屬至京師僅一年餘耳，其餘月日，皆孑身獨處”。其間，在北京宣武門外有個歙縣會館，他將那兒當成了家。這種恬淡、寡欲的生活，是在朝大臣中罕見的。有關資料還載道：在他數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不但不貪不占，反而將自己的俸薪常常用以救助貧苦人，致使其“家未嚐增一瓦一隴，粗衣糲食晏如也”。在故鄉，他的家坐落在一條小弄堂裏，門口隻有兩個石鼓，根本不像官家的住宅。直到他去世後，也隻是遺下一個祖傳的普通住宅。他的後裔們在當地無任何田產，不得不長期以變賣書籍為生。
也正因此，史學家繆荃孫在纂錄《續碑傳集》時說：“海內稱大臣清直者，必曰王公。”
王茂蔭剛正不阿。他平時關切時弊，在擔任禦史期間“憂時最切”，常常說些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當時，鹹豐皇帝大部分時間攜帶嬪妃住在京郊圓明園，很少過問朝政，廷臣們也都不敢勸阻他。王茂蔭卻多次“犯顏諫勸”，直言不諱。有一次，鹹豐帝又準備避開京城耳目，悄悄去圓明園。王茂蔭聽說後，立即寫了一封名為《請暫緩臨幸禦園折》的奏章，說：“今日公私之困亦至極矣，此時惟聞聖躬憂勤節儉，尚可慰饑軍。”鹹豐帝發現他那“未成之事”竟被王茂蔭“揭穿”，一氣之下，親筆批道：“道路傳聞，率行入奏，殊非進言之道。王茂蔭身任大員，不當之無據之詞登諸奏牘，著交部議處，原折擲還！”
盡管如此，王茂蔭仍不氣餒。不久，他又針對鹹豐帝拒諫而造成“臣下眾口緘言”的局麵，再次上書說：“前之言者見多，而今之言者則見少，蓋臣下敬畏大威，非誘之使言，即多有不敢言者……臣等有難言之隱，蓋懾於聖怒而見斥者。”好在這一次鹹豐帝沒有惱火，還裝出了一副從善如流的樣子，讚許他“持論切當，與朕心相符合”。實際上，這是因為太平天國的義軍已席卷了南方多省，鹹豐帝基於“時事危急”，不得不斂容止怒而已。
王茂蔭在道光朝曾任戶部司員。他見清政府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遂“曆考古來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積思十餘年”，並於鹹豐元年（1851年）向政府提出了《條議鈔法折》，希望進行貨幣改革，以便有所補救。鹹豐帝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采納了他的建議，並擢升他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成為清政府財政和貨幣事務的主管官員之一。
按照王茂蔭的方案，是由政府發行一種由銀號出資替政府負兌現責任的紙幣，並要“先求無累於民，而後求有益於國”，意思是：要嚴格防止通貨膨脹。但在實際運行中，朝廷卻不顧他的本意，不考慮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也違背了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隻求如何緩和政府的財政危機，減輕政府眼前的負擔。結果，由於大量印發鈔票，出現了王茂蔭一開始就擔心的貨幣膨脹。
其間，為及時扭轉時局，王茂蔭也提出過不少好的意見和建議，但一個也沒有被采納。相反，一些王公大臣還將貨幣改革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統統加在了王茂蔭頭上。剛愎自用的鹹豐帝也將王茂蔭一頓怒斥，隨後將他調離戶部。
王茂蔭遭此打擊，心情十分鬱悶。雖然不少知己對他予以同情，但更多的是看風使舵的小人說他“咎由自取”。他迫於當時的形勢和自己的境遇，於鹹豐八年引疾以退，移寓於廣渠門玉清觀外一處小房子裏。
鹹豐死後，慈禧太後與議政王奕主持朝政。他們為了安定局麵並美化自己，陸續起用了一批頗負盛名的先朝老臣。由於王茂蔭素以“誌慮忠純，直言敢諫”著稱，遂被任命為都察院左侍郎禦史，第二年又調補吏部右侍郎。可是，王茂蔭卻因長期積慮成疾，身心俱憊，在同治四年（1865年）病故。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王茂蔭當年的貨幣改革方案卻被俄國使節傳到歐洲，引起了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的高度重視。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的一個附注中寫道：“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飭。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可是，王茂蔭不但是《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而且受到了馬克思的密切關注。
剛正清廉的彭玉麟
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國家還有什麼事幹不好呢？彭玉麟就是這麼一個既不愛錢又不怕死的主兒。彭玉麟是不該要的錢不要，該要的錢也不要；能得罪的人敢得罪，得罪不起的人照樣得罪。像這樣一個性情中人，在晚清官場也能生存，實在讓人驚詫莫名。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據史載，他十六歲喪父，“族人奪其田產”，欺淩其孤兒寡母，萬般無奈，母親將他和弟弟彭玉麒叫到身邊，含著眼淚說；“此鄉不可居。你們都是男孩子，為了避禍，各自遠走高飛吧！”從此，兄弟二人分別離家出走。
彭玉麟幾經周折到了府城，一邊給人做工，一邊刻苦讀書，經過多年努力，終於中了進士，做了官。於是，他將母親接到身邊盡心孝敬，同時多方打聽弟弟的下落。但是，直到老母親去世後，他才得到彭玉麒的消息。
彭玉麟越是思念弟弟，越增加了他對地痞流氓、貪官汙吏的刻骨仇恨和對貧苦百姓的同情和愛撫。朝廷見他忠君愛民又聰敏精幹，使其官職不斷升遷。時至鹹豐末年，已成為位尊權重的兵部尚書。
同治初年，彭玉麟又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巡撫長江水師。其間，他整肅軍紀，懲治貪頑，平反冤獄，曾經一天就罷免、關押、處死管帶以上的水陸將領一百多人，並由此而聲震天下。
有一次，彭玉麟在晚飯後又微服私訪。待走到一家門口時，忽然發現一位白發老人在痛哭。一問，才知道他的兒子因去茶館聽說書，管帶令他讓座位，他行動慢了點而遭毒打，抬回家不到兩天就死了。老人基於那管帶是當地一霸，又是附近最大的官，情知告狀也沒用，隻好對天哭泣。彭玉麟聽罷，立即給了他十兩紋銀，又問明那茶館位置，獨自走進茶館中。接著，他撿正中一個最好的位置坐了下來。不一會兒，兩個水兵各提一個大燈籠，一前一後地護送管帶進了茶館。當管帶走到彭玉麟座位前，抓起茶壺往地上一扔，對兩個水兵說：“把這個臭老頭子趕出去！”話音剛落，彭玉麟便被拽著衣領推出門外。
第二天，彭玉麟下令召那管帶前來聽差。管帶趕到後，一眼便認出這位欽差大老爺原來是被他趕出茶館的“臭老頭”，不禁大驚失色，連忙伏地請罪。彭玉麟冷笑一陣後，隻說了一句話：“你一個小小的管帶竟也如此作威作福，斬了！”那管帶得到應有懲處。
彭玉麟巡視到合肥時，沒有上岸，而是下榻於自己的坐船上。一天，一個鄉民在岸上喊冤，彭玉麟將他叫進船中。一了解，原來是那人的妻子被合肥李公子搶去了。而這位李公子，正是直隸總督李鴻章的侄子。彭玉麟略加思索，即令營官拿著自己的名帖去請李公子。李公子還以為彭玉麟看在自己伯父的麵子上而給他特殊的關照，便興高采烈地來到船上。彭玉麟先把那鄉民叫到麵前，繼而問李公子是否搶了他的妻子。李公子頓時大驚，但轉念一想，彭玉麟與自己的伯父曾一度交往頗密，也就不在意地回答道：“芝麻大的事，何勞世伯大人介意！”彭玉麟又問那人的妻子現在何處，李公子說：“她沒福氣，三天前投井自盡了。”彭玉麟頓時拉下臉來，喝令左右：“斬了！”
當刀斧手將李公子綁赴岸上即將行刑時，恰好被趕來參謁彭玉麟的合肥知府、知縣們遇到。他們一邊大喊“刀下留人！”一邊上船求彭玉麟饒他不死。彭玉麟怒斥道：“你們身為地方父母官，卻不為民做主，還不回衙聽參，等候治罪！”
知府、知縣剛離開，安徽巡撫又來求見，彭玉麟清楚地知道，這巡撫是李鴻章的心腹幹將，一定也會竭力求情的。於是，速令中軍前去監斬，自己則出船去迎客。當賓主剛剛坐下，李公子的人頭便被獻了上來。
彭玉麟一向執法如山，以“剛直之名滿天下”。但史書上又說：他“然亦多情人也”。他的“多情”，集中表現在同鄉親、友人的交往上。
彭玉麟的老母去世後，他多次回鄉祭掃母墳。每次回去，“皆布衣、青鞋，不設輿從”，沒有一點“官架子”。見到家鄉父老，也總是主動向前打招呼，並與他們親切攀談，就像故友久別重逢。
在善待他人的同時，彭玉麟還大力為家鄉興辦慈善事業。據地方誌，他資助本縣學田合計白銀2000兩，賓興費銀合計2000兩，育嬰堂公費2000兩，修縣誌銀5000兩，獨建船山書院銀12000兩，衡清試館銀10000兩。僅此6項，共計白銀33000兩。此外，京師或各省省直湖南衡水會館，隻要有募捐活動，他也資助，而且一出手即達千兩白銀之多。對本族年邁之人，他還經常給饋贈；對窮苦鄉民，則計人口多寡定期關照。
為處理好親友、鄰居的關係，彭玉麟對其家丁要求甚嚴，不許他們敗壞自己的名聲。有一年過節，彭玉麟突然想吃鮮鯉魚湯，便讓廚師去購買。那廚師幾乎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市場，也沒找到一家賣活鯉魚的。恰巧，此事被一位姓洪的隱士發現，他便將自家養的一尾鯉魚送給了那廚師。廚師欣喜異常，一邊道謝，一邊付錢，可是洪氏說什麼也不收。廚師非常為難地對他說：“彭大人有令，買東西不給錢者，斬。您要是不收錢，我隻能把魚退給您！”洪隱士一聽，對彭玉麟更加敬佩，便說：“請你回去稟報彭大人，洪某這條魚不是送給彭欽差，而是送給彭義士的！”那廚師無奈，隻好拿著魚回到府中，將事情經過原原本本講了一遍。彭玉麟當時欲言又止，而第二天一早，則派四位差官帶著他的名片和重禮去洪家致謝。此事迅速傳遍四鄰，一時成為佳話。
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彭玉麟時任安徽巡撫兼管當地駐軍。有一天，一位壯年男子找到軍中，聲稱自己是彭玉麟的弟弟。彭玉麟聞訊馬上出迎，果然是20年未見麵的弟弟彭玉麒。兄弟倆久別重逢，百感交集，不禁抱頭痛哭。彭玉麟這才知道，弟弟經過千辛萬苦後，流落到豫陝一帶做買賣。從此，他對弟弟“護愛甚篤，與其共寢食”，彼此自有說不完的話。
然而，由於彭玉麒多年經商，接觸的人良莠不一，賺錢的道五花八門，雖然人還正派，但養成了兩大毛病：一是揮霍，二是吸毒。基於他慣於揮霍，所以他對兄長十分簡樸的生活很不理解，便問他為什麼這樣清苦？彭玉麟便耐心地給他講其中的道理，還同他一起“憶苦思甜”，回顧少年時代的艱難。出於對胞兄的敬仰，彭玉麒也隻好同哥哥過一樣儉樸的生活。但他“久客州縣，服洋煙成癮”的毛病，卻使他實在難以忍受，有時不得不躲到一處解解饞。
有一次，彭玉麒趁哥哥因公外出，又偷偷抽起鴉片來。正當他吞雲吐霧昏昏然，沒料到被仆人發現，報告給了彭玉麟。彭玉麟一聽，勃然大怒。他認為：若不改掉這一惡習，將百弊俱來，談何興家立業？何況自己早已命令軍中禁煙，而他卻率先違令！於是，當即升堂，將彭玉麒押到階下，揮去滿麵淚水，令手下人打了他四十軍棍。接著，又痛斥了一番，將他“斥出之”。臨了，還嚴肅地警告他：“不斷煙癮，死無相見！”
彭玉麒經受一陣痛打，頓時遍體鱗傷。他連滾帶爬地跑到一個存身處，不禁撫今追昔，左思右想。盡管渾身上下疼痛不止，他卻一點也不怨恨哥哥。相反，他覺得哥哥無論表現出來的對他的愛，還是對他的恨，都源於為他好。因此，他“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死，竟絕不更服”，終於徹底戒了毒。於是，他又來見哥哥，並主動承認了錯誤，還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彭玉麟止不住熱淚盈眶，遂向前與他再一次抱頭痛哭，從此，“複好兄弟如初”。
又通過一段時間的共同生活，彭玉麟進一步發現並總結了弟弟的優缺點。他綜合分析比較後，勸弟弟不可久留軍營，而應該去繼續做生意，以勤勞致富，還具體幫他選擇了“行鹽業”。彭玉麒言聽計從，愉快地重返商場。
後來，彭玉麒在實踐中研習理財之道，結果左右逢源。他賤買貴賣，薄利多銷，講究快速，與時爭利，很快便“致貲巨萬”。他發家致富後，想送哥哥一筆錢，但彭玉麟“一無所取”。於是，彭玉麒接濟貧窮，“恤貧篤義，鄉人流落江淮者，悉收恤資之，歲散萬金”，並由此而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人。與此同時，彭玉麟也因教育弟弟走上正路而受到更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