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曆史上偉大的轉折點
1978年9月，鄧小平同誌在東北視察工作時指出，應該適時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建議，在全國上下引起很大的反響。這實際上開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想輿論準備。對小平同誌的建議，在中央政治局裏也得到了一致的讚同，但出發點卻不盡一致。以鄧小平、葉劍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主張工作重心的轉移，是要以此為開端，結束徘徊前進的局麵，全麵開展撥亂反正的工作，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時期的“左”傾錯誤，把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軌道。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堅持“左”傾錯誤的少數人，讚同工作重心的轉移，則存在著複雜的心情。華國鋒本不同意這一建議，但在政治局常委多數讚成的情況下，他也不能不表示接受。不過，他的同意，是為了在“左”的指導思想下提出一係列急於求成的高指標盡快付諸實施，是企圖在不糾正“左”的錯誤的情況下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如果按照華國鋒的這種指導思想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不可能分清楚思想理論上的是非，糾正“左”的錯誤，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解決“文革”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革”前留下的某些重大曆史問題，就不可能使工作著重點順利轉移。而這種結果是與黨和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的，也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要極力避免的。這樣，關於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問題的討論，勢必把黨和國家的曆史發展引導向一個關鍵時刻，在這個關鍵時刻，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挺身而出，仗義直言，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會上，陳雲同誌衝破華國鋒事先劃定的對會議的框框和重重阻力，進行了一場解放思想的發言。陳雲同誌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全國人民關心的大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則有所顧慮的。因此，為保證安定團結，對有些遺留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麵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他說，第一，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批準的，不是叛徒。第二，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劃定為叛徒的同誌應予以複查，這是一個涉及到更大數量黨員的政治生命的問題，應由黨組織複查，對並無背叛行為的同誌應該恢複黨籍，對他們做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曆史檢驗的結論，這對黨內外都有較大的影響，不解決這些同誌的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第三，陶鑄、王鶴壽等同誌也不是叛徒，他們的問題應該得到解決。中央專案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專案組所管的屬於黨內部分的問題應移交給中組部，把問題放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去考察，做出切合實際的結論。第四，彭德懷同誌是擔任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對黨的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過去說他犯有錯誤，但我沒有聽說過把他開除出黨。第五，天安門事件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誌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場運動。第六，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在“文革”中隨便點名批判中央和地方主要領導人，他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癱瘓狀態是負有直接重大責任的。
陳雲同誌的發言語驚四座，反響熱烈。胡耀邦、萬裏、楊得誌、陳丕顯、肖克、聶榮臻、王首道、康克清等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發言，要求糾“左”反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全麵撥亂反正一時間合成了大會的主旋律。在這次中央工作會上，鄧小平同誌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為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同誌在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之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越多，對我們的事業就越有利。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而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間，解放思想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鄧小平同誌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的討論，認為，從爭論的情況看，越看越重要。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同誌的講話，從根本思想上解除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為克服多年來的“左”傾思想，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按正確方向尋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按照華國鋒的原來計劃，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的主題是經濟問題。由於工作會上鄧小平和其他許多同誌的講話和發言，這次全會大大突破原來的議題，開成了會局性的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麵的重要會議。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各地方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由於有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作了充分準備，所以全會隻開了5天。全會圍繞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個主要議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全會指出，毛澤東同誌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方麵和技術革命方麵來。現在，全國範圍內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結束，實行全國工作中心轉變的條件已經具備。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對於實現四個現代化，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意義。我們黨所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能否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能否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並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迅速改變人民的生活，加強國防，這是全國人民最為關心的大事，對於世界的和平和進步事業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全會認為，隻有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實現工作重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對於促進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意義。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曆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全會審查和通過了曆史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肯定了解決好這些問題對於進一步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服務，是非常必要的。高度評價鄧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取得的成績，認定“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誌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人民所作的貢獻。會議針對過去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製沒有真正執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的情況，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講民主，強調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係，使黨的統一領導和各個生產組織的有效指揮建立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上。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全會還決定糾正在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要求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等問題。準備采取一係列新的措施，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進行調整，並且對過於集中的經濟管理體製進行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科學教育工作。會議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等為中央委員。在這次全會後，雖然華國鋒在一段時間內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是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同誌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我黨麵臨的新形勢下，果斷做出的在領導工作中這些意義重大的轉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三中全會的偉大曆史功績，就在於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指導思想，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麵恢複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解決了中國共產黨人從1957年以來未能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真正開始了全麵的撥亂反正。十一屆三中全會還結束了華國鋒提出並堅持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而造成的兩年徘徊局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堅決擁護。三中全會後，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在1979年到1982年間，有步驟地集中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曆史遺留問題和生活中出現的現實問題，把在過去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擾亂的各種社會關係調整過來，進行了繁重的改革和建設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政治和經濟等各個方麵都出現了喜人的形勢，從而使中國開始進入撥亂反正和全麵改革的新時期。